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郑和时代以前中国航海家的足迹与亚洲的海洋活动传统（第2/2页）

据文献记载，南朝宋齐时有十余国沿海路入华。梁时许多海外番国奉中国南部政权为宗主国，“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注：《梁书》卷54，《诸夷传》“南海”。）日益增多的交流使中国人对前往西亚的海路和各国地理方位有了更为准确的整体认识，即所谓“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注：《梁书·海南诸国传序》。）刘宋时代，其疆界伸及今越南中部一带，与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的关系十分密切。林邑、扶南（今柬埔寨）曾数度遣使入贡，位于今印尼境内的诃罗陀国则请求与刘宋建立互市关系，要求建立关系的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个时期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之间的海路交通变得更为频繁。元嘉五年（428）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致书刘宋朝廷，说两国“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注：《宋书》卷97，《蛮夷传》“师子国”。）这说明中国南方与锡兰岛之间已经保持着经常的官方联系。

南齐永明二年（484），扶南王侨陈如听说齐朝新立，派天竺道人那伽仙上表入贡，陈述其国叛臣鸠酬罗窃据林邑，聚凶肆掠，请求中国派兵助讨。齐武帝答复，交州的兵力会给以支援。（注：《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扶南国》。）当时中国南疆及于交州，在东南亚影响甚大，所以才有扶南向中国请兵相助之事。

南朝时，因为海外贸易兴盛，广州的地位日见重要，已经取代两汉时代的徐闻、合浦。梁武帝在国内兴佛，当时与林邑、扶南贸易的物品中有许多是佛事用具，例如扶南曾赠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等。梁武帝听说扶南有长一丈二尺的佛发，特派沙门释云宝往迎之。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如盘盘（今泰国南部万伦湾一带）、丹丹（今马来西亚之吉兰丹）、干陀利（今马来西亚吉打）、狼牙修（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婆利（婆罗洲）与梁朝的海上交通也很密切。

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水域以今马来半岛为界。马来半岛深入海中，其东面的暹罗湾属太平洋水系，其西面的安达曼海属印度洋水系，半岛最窄处仅数十公里。在信风为主要动力的时代，绕过马来半岛的航程是漫长的，而在半岛边卸货转运却不失为一种节省运力的办法。这条“海—陆—海”联运路线见之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注：韩振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研究——兼论横越泰南、马来半岛的路线》，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5—245页。）自魏晋时代起，许多从中国出洋的海舶便把目的港定在马来半岛以东的暹罗湾。在暹罗湾边的小河湾里，来自中国的商人们把从国内运来的货物过驳到当地的小船上，然后开始采购回头货，装船后等待信风回乡。这些载满过驳货物的小船，沿小河驶抵马来山脊脚下，用人力或畜力运过山岭，在山脊另一侧的小河边再载上小船，运至安达曼海边。在这里有许多来自印度、西亚、东非、大秦的商人，他们也卸下自己运来的货品，等待购买从山岭那一边运来的中国货。他们的番货被当地商人贩运过马来半岛，转售给来自中国的商人。

西汉时中国海船已能航达南亚次大陆的南端，即今斯里兰卡。东汉时罗马帝国的商人也开始从红海直航远东。《宋书·蛮夷传》说，大秦、天竺地处西溟。两汉的使臣均视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为畏途。但在贸易的重利诱惑下，“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异”的各国贾客携“山琛水宝”、“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及其他“干名万品”的货物，“泛海陵波，因风远至”。（注：卷97，《蛮夷传》。）

对于中国舟人来说，前往印度洋西部航行的关键，在于掌握自今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至阿拉伯海沿岸诸地的航路。东汉以后，中国与南亚之间的交通日益频繁，在中国僧人赴西天求法、印度法师入华传扬佛教的同时，中国人对印度地处中国与泰西之间的地理位置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了解到从印度前往阿拉伯海诸地的海道。刘宋时僧人竺枝在以自己亲历见闻为据写成的《扶南记》中说：“安息去私诃条国二万里，国土临海上……户近百万，最大国也。”（注：《水经注》卷2，河水。）这里的安息即指波斯的帕提亚（Parthia）王朝，但其实当时帕提亚王朝已经灭亡，波斯已为新兴的萨珊王朝统治，而中国人仍然以传统的名称安息称呼之。“私诃条”即三国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所提到的“海中州名”——斯调，这是巴利语狮子国（Sihaladipa）的音译。这时中国人已经了解了从印度前往波斯湾的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