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航海科技的进步

从2世纪末东汉灭亡，到13世纪70年代元统一以前的约1200年中，中国历史上数次出现分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陆路东西交往受阻，海外诸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而持续地上升，中国与波斯湾和地中海周围地区的交通越来越倚重于海路。航海术正是在这些时期有了巨大的进步。

（一）船使八面风

两汉以后，海外交往的发展促进了航海技术的迅速进步。这个时期航海术上最重要的成绩是风帆的改进。三国时，吴国丹阳太守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叙述了南海上船舶的风帆，说：“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注：万震：《南州异物志》，见《太平御览·舟部》。）可以看出，这种由卢头木叶编成的帆已经能用于偏风航行。在航海中遇到正顺风的情况并不很多，如遇左右后侧风、横向风与前侧风，帆面还是正前向布置，就非但不能有效地利用风力，而且会使船偏离预定的航向，甚至造成危险。因此在偏风的情况下，必须相应地调节帆的角度，利用风在帆面上产生的推进分力，并在舵的配合下克服横向漂力，使船按预定航向前进。

万震还记载道，这种前后设置的双道风帆中的后帆，当遇到横向风时，可以45度角迎置，将风反射到前帆，借以推进船行。如欲船行加速，可置满帆，若欲降速，可落半帆。这种帆做得下大上小，使帆下部受风面积较大，降低了重心，船舶有良好的稳定性。万震虽然记载的是南海上“外徼人”的船，由于风帆技术的改进，行船已能“不避迅风激波”，故航行速度大增。

风帆的进步与航海家世世代代运用季风来驱动海船是分不开的。舟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信风的掌握有了巨大的进展。印度洋—太平洋海区内的主要港口之间，已有一定的船期。法显从印度的恒河口前往狮子国时，依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西南行而达。而他从耶婆提启程归国时，按正常的航期，携带了五十日粮，前往广州。当时从“迦那调洲”出发；船张7帆，行一月余可达大秦国。

（二）海外地理知识的扩展

随着中印两国交往的日益密切，有关印度的地理学也传入中国。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因之而扩大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传统有着巨大的区别。中国人讲究科学和实际，印度人则富于幻想。古代印度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寓言和神话极为发达，但却没有写下有价值的历史著作。而中国人却恰恰相反。中国历朝历代的官私文书、佛家著述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印度和南亚次大陆的记载，2000年来绵绵不绝。

中国以外的国家也有一些与印度历史有关的文献，例如古罗马阿里安的《印度志》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中，保留了一些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时代有关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的描述。但这些资料无论就丰富程度，还是就其翔实性来说，都无法与中文史籍中的印度资料相比。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讲：印度的历史保存在中国历史著作之中，如果没有这些中文资料，研究印度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唐以前汉文史籍中有关印度洋地区的史料范围已经极其广泛。既包括了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记载，也有当地历史、风土民情、物种土产、商业贸易、地理交通、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传播、文化艺术等资料。从分类上说，既有正史中的有关记载，也有稗史和其他著作。

正史中有关印度的记载首推《汉书·地理志》中的有关从华南前往南亚的航路的记载，这在上一章中已引用，兹不赘述。范晔所著，成书于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的《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贵霜王朝征服印度北部，与大秦国交通，在西域交通受阻后频从日南徼外来华的事迹。沈约在永明六年（488）春成书的《宋书·蛮夷列传》中，保存了两封外交文书的汉文译本，一封是元嘉五年（428）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刹利摩诃南致宋文帝的国书，另一封是同年天竺迦毗黎国（即迦比罗卫，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国王月爱致宋文帝的国书。萧子显的《南齐书·东南夷列传》记载了天竺道人那迦仙从广州乘扶南海舶归国，途遇大风，至林邑遭劫后，引出扶南、林邑与南齐之间一段交往的故事。

杂史和其他官私著作中有关印度洋地区的记载亦很多。三国时魏国京兆人鱼豢的《魏略》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书中记载了西亚、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例如，书中提到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临儿国”，即今尼泊尔之洛明达和“天竺东南三千余里”的“车离国”、印度东部的“盘越国”，并提到蜀地的贾人与这个“盘越国”有往来。鱼豢还记载了“循海而南”，经过“交趾七郡”可与大秦往来，此外大秦尚有水道通益州、永昌。这显然是指从云南经缅甸出海的商道。鱼豢的著作已经亡佚，如今只有片断保存在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成书的《三国志注》中。

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中还有一些志怪小说，如张华的《博物志》、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和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水经注》等。《博物志》记载范围极广，包括山川地理、奇花异木、鸟兽虫鱼、神话传说等。《水经注》是三国时成书的《水经》的注疏。《水经注》最可贵之处，就是保存了大批有关印度、东南亚的重要资料。郦道元在叙述域外河流时所用的资料，如吴康泰的《扶南传》、晋郭义恭的《广志》、支僧载的《外国事》、释道安的《释氏西域记》和《佛调传》、宋代竺枝的《扶南记》等，均已经亡佚，只有片断保存在郦道元的注文之中。上个世纪以来，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唐以前中外交往历史在世界学术界已经蔚为风气。

（三）导航术

唐宋时代的中国导航术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除了过去传统的航海导航术，如海外地理学、地文定位、天文测星、船舶操纵技术等继续发展以外，以量天尺为测星工具的大洋天文定位术和全天候的磁罗盘导航的使用，是这一时期中国导航术发展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国航海得以发展、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指南针可以测定航向，观星术则可确定船在海中的纬度，两者配合使用可确定船在海中的位置。

1.唯望日月星宿而进

天文导航的产生先于指南针导航。在指南针导航术发明后，天文导航仍然是远洋航行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两者相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