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汪大渊与其他往来东西的海内外旅行家（第2/2页）

郑和的父亲与祖父都被称为“哈只”，足见其父祖两代人都曾经赴天方朝圣。云南赴天方朝圣通常是从缅甸出境，再登船经孟加拉湾，绕过印巴次大陆，进入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或红海，至天方。回回人往返于海湾与东亚的航行使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航道变得更为知名。

（二）遥远的马合答束与刁吉儿

在元《经世大典·站赤》中，保留了如下记载，大德五年十二月（1301年末至1302年初）：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往回应付二年分例……；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应付三年分例。（注：《永乐大典》卷19419，第7220页。）

这里提到的“马合答束番国”，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郑和时代的资料称之为“木骨都束”。元使臣答术丁前去的目的是购买狮、豹等名贵动物，由于路途遥远，需要预支二年差旅费用；而前刁吉儿的使臣爱祖丁使团一行为的是取豹子等物，全团计正使随员共37人。他们所需预支的钱比前往马合答束（摩加迪沙）的使团更多，要准备三年花费，可见其路途更为遥远。刁吉儿应当就是摩洛哥航海家伊本·拔图塔的故乡丹吉尔，位于地中海南岸。爱祖丁的使团是从红海西岸登陆至地中海再乘船前往刁吉儿，还是由海路绕过非洲南部经直布罗陀海峡抵其地，尚不得而知。

（三）汪大渊和他的远航

汪大渊（1311—？）字焕章，南昌人，是元代民间航海家。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五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当时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长官（称达鲁花赤）与主修郡志的人见此书大为赞赏，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后来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

汪大渊自述其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今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

《岛夷志略》可以说是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等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这些宋、明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诸史（指二十四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徵者比。”汪大渊两下西洋，游踪的广远，著述的精深，直到清代中叶以前，还是名列前茅的。

《岛夷志略》对后世航海家有深刻的影响。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在出海时，曾将此书带在身边，随时随处对照，他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汪大渊曾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载：他们的船到大佛山（今斯里兰卡）附近，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汪氏很兴奋，“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这部书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渤泥“尤敬爱唐人”；而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以上所述证明，明初郑和航海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基础是古代中国与东方的海上活动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