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其人其事（第3/4页）

以前那些将张竞生说成“堕落文人”、“无耻文人”的作品和传说中，经常向人们描绘如下一幕戏剧化的场景：“流氓无赖来到‘美的书店’，向年轻的女店员要‘第三种水’。”似乎“美的书店”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下三烂”场所。其实这种传说本身就是偏见的产物——认定去买“性书”的人必然就是流氓无赖。

“美的书店”虽然一度非常兴旺，却是好景不长，只两年光景就关门歇业了。据张竞生自述，是因为书店业同行嫉妒、恶意倾轧的结果。内情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五、婚姻与恋爱观

张竞生17岁时，曾由父母做主，在家乡与一比他小两岁的女子结婚。几年后张竞生在上海念书时这位女子即去世，两人未有子女。

35岁那年张竞生与褚问鹃在北京结婚。一年后生一男孩，取名真儿。但是到上海之后，两人之间的感情发生裂痕，中间虽曾一度重修旧好，但最终褚问鹃离张出走。于是张竞生在《新文化》第2期上刊登了他们离婚的广告，其中说他们离婚的原因是：“（褚问鹃）受一二CP所包围与其CP化的情人所引诱，遂也不知不觉从而CP化耳。”张竞生又在《新文化》上发表了题为《恨》之文，斥褚离他出走。然而褚问鹃的友人则在《语丝》124期上发表文章反驳张竞生，说是因为“张竞生热衷于跟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的政客周旋”，才引起褚问鹃的不满而造成感情破裂的。

对于张竞生的《恨》一文，则有周作人大加攻击。张竞生认为周文完全是“恶骂”，难以容忍，就与周作人大打起笔墨官司，后来发展到意气用事，张竞生甚至攻击周作人个人的私德，说他娶日本老婆，为“谄媚倭奴”起见，他在北京住家门前不升中国旗而升日本旗云云——而事实上周作人出任伪职还是好些年之后的事。张竞生后来表示：“我往后极知自己那时的错误，可说是为情感燃烧到失却全部理性的。”至于周作人，与张交恶之后，也就在文集重版时将原先那篇称赞张竞生极有天才的文章抽去了。

张竞生在法国留学，深受浪漫主义爱情观念之影响。他在这方面的言行，确实与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国情大大相悖。在《十年情场》一书中，他记述了多次他在欧洲时与外国女郎的恋爱情事。这只要看看《十年情场》中那些章节标题就可见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学时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软”、“海滨变成我俩的洞房”、“伦敦的一次奇遇”、“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我是一只采花的昆虫”、“爬上树上寻欢”，等等，不一而足。而他自述编印《性史》的三种动机之一，就是“即主张情人制与性交自由制”。下面这段关于“美的书店”期间的生活自述，更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倾向：

书店雇员有许多女性，又相当漂亮的，而在社会上，我又以“性博士”著名，那么，我对于女子必有许多浪漫的故事了。实则，说起来真奇怪，连我自己在后想起来也觉奇怪，在这个时间一二年之久，我竟“守身如玉”，未曾一次与女性发生肉体关系。这是任何人不肯相信的。可是事实是如此，我为写出自己的真实传记，有就说有，无的不能捏造为有呢。

在他看来，这一两年内“守身如玉”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也难怪有人会将那些《性史》看作他本人的现身说法了。

六、身后是非谁管得

“美的书店”歇业之后，张竞生于1929年去杭州讲学，结果被浙江警方以所谓“性宣传罪”驱逐出境。幸得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原是他在黄埔陆军小学时的同学——的资助，再度赴法国，研究社会学和美学，并拟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译著计划。张竞生抵法后，在巴黎郊外租了一处房屋作为工作室。却不料陈铭枢去职，资助不再能够获得，译著计划无法实施。陈铭枢愧对老友，乃以私款1.5万元赠张竞生，使他仍得以在国外过了几年安定生活。1933年他再回国内，那时主持广东省政府的陈济棠也是他的同学，陈济棠给他一个“实业督办”的头衔，委他主编《广东经济建设月刊》，并兼广州《群声报》编辑。

不过张竞生此时似乎已经壮志消歇，逐渐下降为家乡一个地区性的人物了。不久他回到饶平，做了一些组织修筑公路、开办苗圃之类的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竞生出任饶平县民众抗日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他在浮山创办饶平县农业职校，推广农业新技术，还写了《新食经》《饥饿的潮州》《山的面面观》之类的作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竞生曾任饶平县生产备荒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林业厅技正、广东省文史馆馆员等职。这一段安静的晚年岁月，颇给人以尘埃落定、洗尽铅华的感觉。张竞生回首往事，董理旧稿新著，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场》由新加坡《夜灯报》社出版（中国大陆有1988年昆仑出版社的印本，但书名是《情场十年》），《浮生漫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艺公司出版，《爱的旋涡》由香港《知识》半月刊社出版。据说他在1960年还完成了哲学著作《系统与规律的异同》、《记忆与意识》。但是他终于未能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他被扣上“反动权威”等帽子，遣往饶平县乡间劳改。1970年他在“牛棚”夜读，突发脑溢血，翌日即去世，终年82岁。

张竞生一生的社会活动，除编印《性史》一事因过于超越国情，在当时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之外，其余皆为有益于社会、有功于文化之举。而对于编印《性史》一事，他事后不久就一再反省思考，在《十年情场》一书中，更是对此深自忏悔！且看下面这段独白：

我在当时已知性史所犯的错误了。但因社会上的责骂与禁止，使我无法去纠正我的错误。在后我到上海开“美的书店”时尽是介绍霭理士的学说，至于该书所附的性史与我国人的性史一件不敢介绍。但可恨太晚了，性学淫书被人们混视为一途了，我虽努力改正我的错误，但已来不及了。“性学博士”的花名与“大淫虫”的咒骂，是无法避免了。时至今日，尚有许多人不谅解。我的自责，我的忏悔，也极少得到人的宽恕了。朋友们，听它吧！听它命运的安排吧！我是习哲学的，哲学家应有他的态度：就是对不应得的名誉与毁谤，都不必去关心。但痛自改过与竭力向上，这些是应该的。

张竞生几十年的大恶名，就是因为一册小小的《性史》而起。此事的动机本来完全是好的，不妥只是在于施行的方式和时机考虑欠周，使得不法书商有了可乘之机，张竞生自己成了他们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