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蓝靛厂几代回民之后金宝琴口述（第5/10页）

5.父亲的三个不幸

(1)从小的不幸是他父亲把家败了

金：到我父亲这儿的时候，就特别知道治家过家了，我爷爷什么都没给他留下，就留下一个破房子还是租的，他知道他爸爸的败晦，他就特别能干。他知道他父亲不顾家，他就老想孝顺他妈妈。他上一辈特别不光彩，他这一辈就特别努力地让人承认他。所以他就特别愿意给人家干一些事情，按迷信说法，他上一辈欠人家的，他就是还账来的。这种感觉。

我父亲叫金弘宇。他从小的不幸是他父亲把家败了，他一点儿好都没得。在老家的时候，人家要饭的要来给他点儿吃，他说我这也是乞食于漂母啊。注1498岁由山东来到北京，来了以后我爷爷开始不接纳他，后来才接受他这个儿子。他在北京念了3年私塾，11岁就开始自己托着盘子卖三角，炸的三角，几分钱一个，老头做了他去卖去。没有鞋穿，穿着我奶奶的鞋，把后跟缝了一大块。他曾经讲过，那天他特走运，捡了一块钱，那会儿的一块钱。国民党有警察啊，捡了钱不就被他抢去了吗，他从小挺机灵的，他就踩着这钱一直不动弹，趁警察转身时他蹲下，把钱掖到鞋旮旯儿里拿回来了，他说那是第一次捡钱。没有钱真是挨饿啊。

后来他就到我表哥家，就是我二姨奶奶的儿子家学徒，学干鲜果。就是挑水啊，什么都得干，在人家学徒学了3年。最后在17岁自己摆了一个摊儿。我父亲从小就会做生意。飞机场人家大兵一天发一盒老金烟，有的人不抽，就想把它变成钱，比如说买这盒烟值5块，但要卖才卖3块钱，像我爸爸这种人就去收，收完了再去卖给他们军官还是5块，就挣这差价。我父亲为什么那么能治理啊，因为他受过那个苦。

我父亲学的就是山货，干鲜果，要不我怎么知道果子怎么存呢。那会儿他就给我讲过果子怎么放啊，西瓜怎么倒啊。那时候中关村有一个土特产商店，有一次着火了，我说那儿着火了，我父亲说果子怎么能着火呢，他说果子与果子之间码起来搁到地窖里，不管搁到什么地方都不应该使火呀，你要用火暖这个东西，比方说橙子橘子它就苦了，苹果它由里头就烂了，所以是使稻草啊，(把水果)码好了之后，在筐与筐之间搁稻草，稻草能往外出来气，但是它还取暖，不是一下就冷了就热了。他拉一车西瓜来，听声儿就能听好，把生的倒到底下去，熟的倒到上头来，然后晚上再挑一过儿，使草绳编那么大底托啊，支着这西瓜，第二天卖。他学的是这行。我爷爷学的是勤行，蒸啊烙啊厨子这一套。我老爷爷是商人，就跟现在人似的，房地产挣钱我做房地产去了，办公司挣钱我办公司去了。那会儿他就能从东北倒皮子，他挺有能耐的。我父亲就说上一辈太能干了，下一辈什么也不干了，就是这结果。所以我也说要干得差不多了就不要干了。

我父亲就主要靠做生意，养着我爷爷奶奶。我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特有钱。我们家有门脸儿啊，护窗板一卸，那大笸箩摆着，后边有柜，还有一个小冰箱呢，过去那种锡的冰箱。门口还有石头，石头上插上竿子，支一大棚卖西瓜，泼上水，那一嗓子豁亮出来连东门都听得见。改革开放，农村人来这儿卖西瓜卖菜，蹬着三轮，蹬着那筐驮货，我才感觉到我父亲不容易，才真正知道我们家不是有钱，我爸爸就是一个开小买卖的。等到他老年的时候我问过他，当时咱们家开买卖的时候您到哪儿去趸货？他说了两个地儿，我才觉得他特别不容易，一个取货的地儿是山里头，顺义怀柔平谷，跟着冯家大伯啊，还有一个咱们街上的谁，都是搭伴去取货；还有一个地儿就是黑塔，包括馒村，门头沟，也是山里头，上这些地儿去弄山货。自行车的后架子弄这么宽，一边挎一筐子，上边横一麻袋，所有我们家卖的东西都是这么趸回来的。我才知道他挺艰辛的。到这儿的买卖呢，就是我妈和我奶奶看着，这一季儿卖杏儿啊，有什么卖什么，就是这样越滚越大，以后他就特别成气候，现在搬迁拆的这200平(方)米的房子是他自己置的。

(2)第二个不幸是生不逢时

金：我父亲到北京以后不算有家底的，只是能糊口，他再起来的时候是(一九)四几年，使的一块地还是租人家的地，等到把他爸爸的破落收拾起来，过得好了一点儿，那就到1956年公私合营了。(一九)五几年的时候他就有钱翻盖房子，盖了房子就开始1957年“反右”。

我父亲对什么东西可能是特别执着，他看问题比较快，人家没看明白他看明白了，但是人家接受不了他那个态度，他急躁。他不认识社会。他看的第一本书是怎么写的，他就认为那第一本书是对的。1956年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必须公私合营。那年公私合营的没有大资本家，都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1958年“大跃进”，资本家才敲锣打鼓地愿意去公私合营。1956年公私合营时，我父亲是地片经理，可着蓝靛厂一直到黑塔，这一片所有开会呀，领导这些人都归他管。他没学过会计，但是他能理账。可是他性格比较抗上，他聪明，他看那头儿是傻子，可是人家有权他没有权啊，这就要命了。你平常不是挺横的吗，这右派指标来了，得，让他去吧，报到市里去了。人家一看说小商小贩没有文化怎么能成右派呢，就没打成右派，要不政治帽子就给戴上了。注150可是地片经理就给抹了。

1958年正好生我大弟弟的时候，我父亲给送到西山改造去了，那叫下放。估计你能回忆起来，那会儿的气候没有现在这么暖和，到西山冷到什么程度，就是贴的饼子蒸的窝头，送到工地现场的时候就都冻成冰碴儿了。

我父亲一改造，我奶奶忧虑得老吃不下饭去。那天晚上突然间，一拿起那拔火罐，就说我儿该回来了。结果那天晚上，我爸爸果然就拍门环，我爸爸那么个大老爷儿们，什么时候喊我奶奶都是：“妈，妈”，叫得特别的亲。我奶奶由北屋出来开街门都差点摔着，就说哎呀我儿回来了，她就这一个希望嘛。母亲跟儿子确实是连着心的。

我姑姑男人死了以后也在我们家，我父亲是因为他姐姐和他外甥没有户口，所以把姐姐搁到跟前，他自己带头吃那麻儿菜蒸的馒头，掺了多少菜啊，拿铲子都盛不起来。我母亲有怨言，说都因为你姐姐我们都吃菜，要不我们还能吃点净面。可是我父亲没办法，粮食过关哪。我奶奶那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她长期心里头不愉快，我父亲1958年的这点事和我姑姑走不了长期在娘家，这两档事导致她得了胃癌了，胃嘴疼。我奶奶病了7个月，不知道外头是怎么回事，她不懂叫粮食过关了。她躺在那床上，姑奶奶来看我奶奶，我奶奶觉得家里吃这么不好，没面子，她指着我爸爸说，“她大娘儿，”我们回民不是管姑姑叫娘儿么，“您瞧我们吃的这个，这都是什么呀，跟养猪的似的”——她嫌寒碜。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那阵儿我10岁。这是我父亲解放以后第一个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