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印度文明的繁荣和扩张 (公元200~600年)

到公元200年,希腊文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希腊哲学家向罗马绅士推荐的礼貌、理智和中庸的生活方式似乎再也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特别是当漫长的罗马和平在公元193年被剧烈地打断时,经过短暂的回复后,公元235~284年又陷入长期内战、蛮族入侵和帝国皇位争夺。与此同时,儒家中国也遭受了同样的灾难。汉朝最后10年也因为内战和蛮族入侵而变形,公元220年汉朝被推翻,这只是使政治和军事混乱公之于众而已,这种混乱已经把中国分裂为许多互相竞争的地方性割据政权。

但是,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局势则完全不同。从里海到兴都库什山,伊朗贵族的密集军队抵御了草原骑兵的侵袭。他们的高头大马、重盔甲、硬弓以及为了保护作为他们依赖的租税来源的农民,在危急关头随时准备奔赴战场的决心,为中东和伊朗文明腹地提供了最有效的防御。任何偷袭的草原骑兵都不得不穿越常年设防的乡村,拥有最强大军事技术的武士在乡村地区严阵以待。很少有人进行这种尝试,更少有人重复这么做。

这道屏障背后是安全的,印度和复兴的波斯文明都达到了新的优雅、复杂和宗教能力。特别是印度进入了一直被后世当作“经典的”黄金时代。至于萨珊波斯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我们所知就要少得多。残酷的穆斯林、琐罗亚斯德教和异端形式的基督教传说,构成我们所知甚少的萨珊波斯文学和宗教的主要历史基础;当时的艺术作品只是非常残缺不全地保存下来了。但是萨珊波斯对罗马和中亚的影响几乎与印度对东南亚、中国远东的影响一样大。因此,把公元200~600年这几个世纪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力量的领域”似乎是正确的,然后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考察印度和萨珊波斯的成就和影响。所以本章将叙述印度文明的繁荣和扩张,下一章将论述萨珊波斯的成就。

笈多帝国

公元320年,恒河下游一位精力充沛、名为旃陀罗-笈多的印度国王在一个特别仪式上自行加冕为“普天之王”。这个名字与生活在大约650年前的孔雀帝国创建者的名字完全相同。为了区分这两者,习惯把第一个写成旃陀罗·笈多,而在第二个的名字中间加上连字符。为了名副其实,他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不到一个世纪,他的后继者就把从孟加拉湾到阿拉伯海的印度北部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由此建立的笈多帝国一直存续到公元535年。期间的战争和重大政治暴力活动似乎对印度都不重要。我们只有公元455年左右发生的穿越山区的入侵记录。虽然笈多帝国从未从中恢复统一,但是接着出现的动荡与持续的文化创造并非完全不协调。从表面上看,印度内部的武士传统和宗教灌输把战争的破坏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印度文明以空前的方式走向繁荣,以至于在印度人和外国人的评价中,笈多时代至今仍然是印度历史上的高峰。

虽然王国领土广阔,但是笈多统治者为后世梵文文学传统留下的可以追溯的痕迹很少。因此,我们现有的信息几乎都来自中国、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其他佛教香客的记载。因此,像印度历史上其他不太突出的时代一样,有关印度这个伟大时代政治、军事、地理和历史事件的精确记载也是缺乏的。当然,政治信息缺乏本身就是强烈厌恶政治的标志,而厌恶政治是笈多帝国兴起之前近千年里印度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特点。

笈多帝国历代君主也许完全继承了印度的传统价值观,所以他们希望政治和国家领域保持相对简单。例如,笈多王朝的征服者似乎把允许被征服的统治者(或他们的近亲)继续控制传统领地当作一种政策。在逐渐形成的基础上,笈多帝国的利益能够被居住在附庸国王宫廷的人所充分代表;在国家事务中,尊重礼仪的做法也让笈多帝国皇帝感到心满意足。

笈多帝国也资助复兴的印度教,作为这种宗教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也接受了印度教的法律观念,尽管这些观念与统治者处理事务的范围很难统一。相反,印度教主张,《吠陀》是最高权威的源泉,其后依次是解释《吠陀》的经典著作(如婆罗门),圣人的榜样,最后是个人的偏好,即国王或其他公共权威颁布的法令。

这些观点表现在笈多时代编写而成的《摩奴法典》(Dharma shastras)中。它们从此成为印度教徒生活的基本准则。例如,《摩奴法典》通过详细阐明在许多特定场合不同种姓的行为规范而巩固了种姓制度。它宣称,此生忠实地履行种姓职责,那么这将为灵魂来生投胎高级种姓作准备。在人的一生中,高尚的道德行为最终将允许灵魂永恒地进入物我合一的境界。但是与此同时,每个人的道义责任是遵守自己的种姓传统,参加与生俱来的种姓集团的宗教仪式和活动,无论这种习惯多么粗陋、简单或非理性。

因此,宗教、法律、神秘的形而上学、粗陋的迷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相强化,并且——这就是我们迄今所知的笈多时代公共和政治生活的全部——国家的事务似乎也完全适合同样的习惯。

梵文学术

三个组织机构促进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王宫资助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占星家、天文学家、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神庙是可与王宫相媲美的文化创造资助者,为了适度奢侈地敬奉神祇——湿婆神和毗湿奴神,或它们的任何一种化身,维持人类君主雄伟庄严的各种活动也是必需的。第三,在王宫和神庙之后,还有古代的书院,那里积累了大量梵文口头文学,代代相传。

在这些书院里,最重要的关系是圣人与门徒,这些门徒来到圣人身边,专心学习圣人愿意传授的任何传统智慧。背诵《吠陀》和其他经典著作,特别是正确的发音和语法,是这种教育制度的核心。长期以来,对这些经典著作的注释及对注释的注释大量增加,即使记忆力最好的人也难以记住,因此,组成各种“书院”的专家也只能在梵文学术中彼此分工,各有专攻。

笈多时代梵文复兴充分证明了书院制度的声望和实际重要性。在佛陀时代,梵文已经变成了一种学术语言,婆罗门祭司在宗教仪式中吟诵它们,否则就会被遗忘。早期佛教经典用当时大众语言的文学形式写成,所有这些语言都起源于梵文,但是又与梵文有很大区别,犹如法语和西班牙语之不同于拉丁语一样。同样,孔雀帝国在行政管理中也使用了大量方言。笈多时代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梵文再次成为鲜活的文学语言,最精巧雅致的新作品都用梵文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