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国、印度和欧洲 （600～1000年）

由于伊斯兰教迅速成为有凝聚力的法定生活方式，所以其相邻民族不得不面临选择：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绝。与此前的宗教在文明生活中没有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时代相比，伊斯兰教把文明世界划分为更紧密的单元。但是，跨文化边界的刺激仍然起着重要的消极作用。在抵制伊斯兰教过程中，南亚次大陆和基督教世界不得不形成比以前更强有力的特色。

600～1000年间几个世纪的第二个总体特点是半文明生活方式传播到此前文明地区的北部和南部边界。例如，在“远西”，到1000年，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部落都被纳入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之内。随基督教而来的至少包括初步的高级文化和文明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在东欧和中亚，突厥各部进入文明的边缘地区。组织得最好的突厥国家没有接受相邻文明民族已经创立的宗教，而是更喜欢犹太教（如哈札尔人）或摩尼教（如维吾尔人）。他们因此保留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独立性。

由于游牧、战争、骆驼商队贸易仍然支配草原上突厥人的部落生活，所以他们比较容易与当时主要从事农业的社会保持宗教和文化的分离。但是，再往西，蛮族与文明团体之间就不存在这种差异。相反，农业技术的大幅提高使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把欧洲平原北部的森林地区开垦为耕地。因此，与草原地区相比，从地理和社会角度看，文明现在能够以更全面的意义传播到欧洲“远西”的森林地区。关键的变化是日耳曼农耕者发明了一种新式重犁，它能够排干沼泽潮湿地，并结实到甚至能够翻耕覆盖北欧大部分地区的黏土。这种重犁首次使低洼的森林地区也能耕种，而此前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熟悉的轻型浅犁根本无能为力。草原地区没有发生可以与之相比的改变生活条件的技术变革。因此，文明向北扩展到日耳曼和斯拉夫各民族所引起的变化，比文明向当时生活在他们东部、熟悉一些文明生活的突厥各部落的北移所产生的变化剧烈得多。

在远东，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历经许多世纪发展出来的田园耕作方式缓慢而顽强地继续扩大。众多无名先辈开挖沟渠、修筑堤坝，从无数小溪中汲水或用管子输水到新开辟的农田里。没有什么技术革新，仅仅是大量人力耗费。当中国人逐渐把长江流域的水引上高高的农田时，位于中国文明发源地东北边缘的朝鲜人和日本人，通过把各自国家的耕作技术提高到中国水平，辛勤地进行着大幅度扩张远东农业文明区域地理范围的工作。

像同时代的维吾尔人一样，通过使用自己的语言、信奉与他们正在联系的文明中心盛行的不同宗教，朝鲜人和日本人保持了不同于中国的文化特色。因此，845年中国贬异佛教后，朝鲜人不仅定佛教为国教，而且比以前更强调对它的信仰。另一方面，日本也没有完全脱离中国，不惜冒完全被纳入中国文化圈的风险。因此，600～1000年，日本欢迎佛教、儒家学说和其他任何方面的中国文化。他们满怀热情地引进外国事物，后世也经常这样做，这赋予日本历史急剧变化的特点。因此，奈良时代（645～784年）日本历代天皇迅速并系统地建立以中国大唐宫殿为样板的小规模宫殿。日本宫廷生活早熟的感觉被紫式部女士于公元1000年后不久创作的细致优雅爱情小说《源氏物语》所描绘。但它是一种比较简陋的生活方式，由那些居住在城堡中的贵族资助人维持，但它的确滋养了日本文化的独立性。随着这种军阀以削弱中央政权为代价而取得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增长——公元1000年后变得非常突出的日本生活的特点——日本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得到了保证。

在文明世界的南部边缘，一群同样的新民族和国家达到了在当时可以适当地称为“文明生活”的水平。云南变成了中国文化的卫星，正如安南（现代北越）早已成为的那样。西藏利用位于中国边疆，接近印度的地理优势，综合来自两边的因素，宗教取自印度，世俗文化主要取自中国的中原地区，但是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地方特色。例如，西藏的宗教就融合了当地的苯教与佛教观念，创立了喇嘛教。在喜马拉雅山南边，孟加拉和克什米尔变成了印度文化的重要边界，强大的地方性国家在那里兴起，支配了北印度平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恒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统一为一个新的“天下四方”帝国。我们已经注意到阿拉伯突然崛起于中东。跨过红海，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西非的加纳都变成了当地的国家，都自夸拥有文明的许多吸引力。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接受了被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都宣布为异端的基督教（基督一性论）。而加纳仍然信奉异教。

文明生活方式地理范围的大幅扩张，以及公元600年后文明世界南北边缘地区发生的各种异质文化融合增强等现象，在更大程度上概括了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地区性亚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从公元前2000年文明首次适应雨水灌溉地区之时就已经开始了。文明成就的内在吸引力当然是它们最终传播的原因。在这两种情况下，以战利品、贡品和贸易形式出现的文明世界的商品出口增长，使蛮族首领、国王、军官和各种权势人物开始让其臣民接受文明的诱惑。公元600年后，旧大陆各文明区域处于比以前出口更多物资的地位，因为它们自己的国内经济和技术在传统上被称为欧洲历史的“黑暗时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明社会不断增长的范围，我们将逐一考察它们。

中国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589年）后不久，一轮短暂的战争把一个新王朝唐朝（618～907年）带上了权力宝座。经过较长时间的皇位空缺，宋朝（960～1279年）继之。实际上，中国政府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王朝类型。在我们关注的四个世纪（600～1000年）里，强大的中央政府只持续到755年，接着是帝国权力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增强、对以中亚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联盟的依赖时期。840年推翻维吾尔政权仅仅是被其他蛮族主人所取代而已，这些新蛮族主人在唐朝后期几十年里直接控制了北方的中央政权。宋朝也未能把这些蛮族统治者从东北地区驱赶出去。

但是755年后中央政权的瓦解并未严重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南方，数百万农民逐渐把稻田从河流沿岸延伸到丘陵地区，使肥沃而精心耕作的稻田像连绵的地毯一样，生产出大量粮食，足以维持大幅度增加的城市手工业者、地主和官员等人口。贸易常常掌握在外国人特别是维吾尔人和阿拉伯人手中。儒家思想认为商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因此，虽然对外贸易和中国境内区域性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城市各个阶级并未向地主乡绅的传统支配地位发起挑战。相反，中国手工业者和中外商人的天赋和技巧主要被用于满足地主—官僚阶级的需要，这个阶级的成员受过传统的中国学术教育，力图维持适合缙绅的艺术和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