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伊斯兰教王国及其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共同体 （1500～1700年）

尽管局部和暂时性受到挫折，但是自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第一个忠实信徒的神圣社团以来，伊斯兰教王国就倾向于稳定地扩大版图。这个长期的过程不是在1500年突然到达顶峰的，虽然“远西”刚刚取得了对海洋的支配地位。相反，印度、东南亚、非洲和欧洲都继续成为穆斯林扩张的舞台。的确，人们如果估算，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或者人数众多的臣民在1500～1700年间被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那么这两个世纪就当然应该被认为是整个穆斯林时代最成功的时期。

例如，在印度，来自北部山区的一批批难民和冒险家为穆斯林统治者提供了足够的战斗力量，使他们在1565年最终能够推翻南部印度重要的独立印度教国家维贾亚纳加尔。到本章论述的时代末期，几乎整个印度半岛都被置于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的单一主权统治之下。

在东南亚，1513～1526年，沿海穆斯林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了印度教的爪哇帝国。无论这场征服战争之前还是之后，商人和四处游荡的苏菲派圣徒成功地传播了伊斯兰教，并继续在东南亚各个港口和沿海地区传播，甚至远至菲律宾的棉兰岛和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伊斯兰教从陆地而非海上对非洲的渗透继续进行，而且以骆驼商队取代了船只。在这两大地区，贸易和市场关系的发展与当地一些人接受伊斯兰教同步进行，这些人在这种贸易引起的经济活动中非常活跃。所以，军事行动和行政管理压力都常常被用于把乡村和偏远地区纳入伊斯兰之列。因此，一系列穆斯林帝国在西非兴起——博尔努、摩洛哥、廷巴克图和索科托，它们对待异教徒的政策类似于近千年之前查理曼在西北欧曾经实施的政策，当时查理曼以武力迫使倔强的萨克森人皈依基督教。

欧洲比印度、非洲或东南亚更好地组织了对伊斯兰教的抵制。但是穆斯林在欧洲的势力也是以牺牲基督教为代价而取得的。到1543年，匈牙利大多数领土被置于土耳其人统治之下。从此，直至1683年，边境战争频仍，但总体趋势是有利于土耳其人反对波兰人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在1683～1699年的漫长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结果战败被迫把大多数匈牙利领土割让给奥地利，与欧洲人相比，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劣势暴露无遗。但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继续增加，直到1699年后很久才在罗马尼亚确定自己的统治，虽然土耳其只是通过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间接地行使对该地区的权力。

1700年前，伊斯兰教只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中部草原地区的确永久性地缩小了领土。俄罗斯以金帐汗国的后继国家为代价扩张领土，前文已经提到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汗国。在更东部的草原地区，伊斯兰教遭到了同样沉重的失败。1550～1650年，西藏喇嘛教（“黄教”）复兴，不仅在蒙古地区先发制人，而且在中亚的伊犁河流域取代了伊斯兰教的地位。

但是，草原地区比较穷困。当贸易商路不再经过草原（改道经过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河流，或向南通过海路）时，长期作为伊斯兰教主要传播人员的穆斯林商人和圣徒就不再经常在这些地区活动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西藏喇嘛教在草原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功应该归功于穆斯林退出了竞争。

欧洲商业的袭击

在海上，情况更为复杂。无论在地中海还是在印度洋，西班牙和葡萄牙舰队不仅向穆斯林海上力量发起挑战，而且在关键性的战役中都打败了后者。但是，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的海军资源从未强大到使他们足以把穆斯林船只完全驱赶出大海。因此，地中海的长期海战在1578年以土耳其控制东地中海的海上霸权而告终，正如1511年竞争开始时一样。在印度洋，小型轻快的穆斯林船只恢复了他们曾经丧失给葡萄牙的大部分贸易。16世纪末期，葡萄牙甚至决定允许穆斯林船只航行到他们控制的港口，因为他们需要来自港口通行税的收入。

然而，1600年后，一种新政权开始要求取得海上霸权。荷兰、英国和法国船只排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印度洋和地中海的主要商人。从短期看，这种变化似乎是穆斯林事业的一个胜利。每个新来者都是通过与穆斯林统治者签订特别的条约，建立他们的第一个据点，并且不从事任何基督教传教活动。这表明政策的一种急剧变化。对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说，传教与贸易是同样重要的事情，而新来的荷兰、英国和法国商人则把宗教宣传活动几乎拱手留给了穆斯林。

但是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与伊比利亚的宗教宣传相比，新来者的经济活动是对穆斯林传统生活方式更强大的溶化剂。毕竟穆斯林的思想被如此有效地封闭，即使最富辩才和伊斯兰教知识的基督教传教士，也难以突破，穆罕默德的启示已经纠正并取代了零散而扭曲的基督教真理。但是穆斯林社会绝非能够抵御经济理性化和市场关系，特别是当欧洲价格革命的影响波及伊斯兰教王国的时候。

当然，内陆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小。长途运输的盐水、古老的骆驼商队和手工业品贸易模式、城乡交换、跨区域奢侈品贸易等，几乎未受欧洲人的商业活动、商业组织和精神的丝毫影响。但在沿海地区，到1700年，深刻的变化开始显示出来。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商品化农业得到迅速发展，部分地以来自美洲的玉米和马铃薯、原产于印度的棉花为基础。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色雷斯人和马其顿人，以及居住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其他民族，都开始自给自足，他们的牲口用玉米饲养，比以前出口更多的小麦和牛肉，因为新的美洲作物产量比以前的作物高得多。黑海沿岸和爱琴海北部是这种发展的主要舞台。

奥斯曼帝国商品化农业的兴起并未刺激手工制造业的发展。手工业行会仍然坚持传统的生产方法。他们在苏丹卫队中拥有强大的同盟者，1572年后，苏丹卫队的成员与奥斯曼帝国境内重要城市的手工业者联姻，这些可怕的士兵首先被允许合法地结婚。通过包税和举债，购买高级官职，企业精神从手工业和商业中传递出来。官员们然后通过合法和非法方式榨取公共钱财以偿还债务。当然，他们因此使新兴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发展几乎不可能，因为任何能够投资新企业的人都会变成征税官和贪求贿赂的地方官的明显靶子。缺乏手工业制造技术进步，加上对商业企业精神的限制，这意味着奥斯曼帝国的出口变得几乎全是农产品。这类似于前一个世纪拜占庭独立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意大利城市控制了利凡特地区的商业。相似性预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的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