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 （1850～1945年）（第3/7页）

在1879年至1908年间，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改变了策略。他反对改革，而且恢复了早期奥斯曼苏丹的独裁统治。他努力激发穆斯林支持奥斯曼国家的情感，但是他的尝试未能奏效，这是由于虔诚的穆斯林十分不喜欢将阿卜杜尔·哈米德的主张当成是哈里发的指示（即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另外，他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让他惹祸上身。那些学习西方技术（炮兵学习数学、军医学习医学等）的年轻军官希望分享权力。在1908年，就是这个年轻军官团体——青年土耳其组织——策划了政变推翻了阿卜杜拉·哈密德。不久之后，在巴尔干半岛战争（1912～1913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几乎所有领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被胜利者瓜分，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命运陷入了低谷。在这场决定性的灾难到来之前，随着巴尔干地区新独立的基督教国家的兴起，以及欧洲殖民政权在非洲的建立，伊斯兰世界在巴尔干和非洲的西部领地都被剥夺了。东方的伊斯兰教也遭到了同样命运。在菲律宾南部的美国人、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印度西北边界的英国人、中亚的俄国人都包围了穆斯林国家和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接受耻辱的统治。从此仅有贯穿于历史上的伊斯兰中心、位于这一狭长地带的国家尽管衰败但依旧保持着独立，如阿富汗、伊朗和奥斯曼帝国。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却至少预示了一个地区的政治复兴。被激怒的土耳其人悲愤地坚决反对胜利者所签订的和平条约。在一个果断的将军、充满魅力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年）的领导下，土耳其人成功地保卫了家乡安那托利亚，并且在1923年迫使欧洲列强承认了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收复。穆斯塔法·凯末尔在热血的战争中所塑造的新的、革命性的土耳其共和国政权是世俗化、民族化的，同时对反对以个人财产和权利为代价来无限制的扩大政府权威的自由（道德）准则全然漠视。激烈的国内改革，包括废除伊斯兰教的官方地位（政教分离）、把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这座已不可救药的城市迁到安卡拉以及强制地改变社会风俗习惯（例如妇女揭开面纱）等，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生活方式。这些方案都进行过积极的、有效的宣传，而这些宣传试图培养土耳其人民强烈的荣誉感和呼吁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支持这个政权。

官方的努力成功地克服了农民的冷漠，并且激发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另一方面，难以磨灭的伊斯兰教情结仍然根深蒂固，1945年以后政府发展现代工业的努力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绩。土耳其共和国的确成功地唤起了大众的支持和参与公共活动的热情，但是，麻烦就在于这种部分基于伊斯兰教、部分基于土耳其人尚武传统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开始复苏。而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念通常不适合于工业主义，所以往往妨碍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努力。

在伊朗和阿拉伯地区，这种困境表现地更为强烈。1925年，篡位者礼萨·巴列维夺取了波斯的政权并且开始了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这种改革与同时期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土耳其所推行的相类似。但是新沙阿（伊朗国王）的权力仍然脆弱，波斯的伊斯兰教信仰仍然极其强大，结果造成了其现代化发展远远滞后于土耳其。阿富汗的情况也一样，尽管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恢复了比之前几十年更有实际意义的独立。

然而，在阿拉伯国家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巨变有着不同的反应。1919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将阿拉伯世界中比较富有和稳定的地区划归给英国和法国殖民当局进行统治。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了些许抵抗后很快就屈服了。然而，在阿拉伯半岛经由伊本·沙特所取得胜利，引起了清教徒式的瓦哈比改革运动开始快速发展，从18世纪这场运动兴起以来，伊本·沙特家族一直是瓦哈比改革者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保护者。到1925年，伊本·沙特征服了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尤其是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

但极具讽刺的是，伊本·沙特不是用获得的新权力在伊斯兰教圣地实现瓦哈比关于建立一个真正取悦于安拉的社会和政府的理想，反而在其统治的城市中引进了一些置于中央控制之下的现代化设施，如公路、飞机和电报通讯等。在伊本·沙特政权建立后还不到10年的时间，西方商人在阿拉伯半岛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且以购买开采权的方式开始为这个统治王朝带来令人炫目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瓦哈比改革的道德力量迅速崩溃，并随着源于石油带来的新财富而变节。

世俗主义也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得到了迅速发展。最重要的是寻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瓜分中东的法、英两国手中得到政治独立的心情极为焦虑。伊拉克在1932年至少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他阿拉伯国家才迎来真正的独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梦想恢复所有阿拉伯人完全统一于真理旗帜之下的早期伊斯兰教的荣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由法、英两国所强加的现存政治框架内，这种泛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却超越了其试图作用的范围。由于各种讲阿拉伯语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存在深刻的差异，所以泛阿拉伯思想是不实际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此外，伊斯兰教的准则成为极端束缚各种现代国家的基石。但是自古以来阿拉伯人的意识都同伊斯兰教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世俗主义者和非伊斯兰的改革运动，如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改革和伊朗的礼萨·巴列维国王的改革等，都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

这样的政治经历是极其悲惨的，在1850～1945年间穆斯林民族的文化或经济史中几乎不存在任何足以缓解这种趋势的事件。传统的穆斯林教育系统与教授西方科目的新式学校并存。这种制度的分歧与思想分歧相对应。大部分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穆斯林都把穆斯林的思想和准则，同这些毫无疑问来自西方的技术和知识严格地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出现真正的创造力和发自内心的自信，的确，在1850～1945年间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享誉世界的穆斯林人物。

同样在经济方面，现代工业未能有效地扎根于穆斯林地区。与发明速度极高的早期相比，此时的新商业和技术改进往往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例如欧洲的管理者改造了埃及和伊拉克的灌溉系统，从而开辟了新的耕地并且这些土地可以暂时地供应这两个国家的农业新增人口。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波斯湾大部分的石油工业由外国人进行指导并管理。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穆斯林独立的首创精神已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