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 （1850～1945年）（第6/7页）

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不久，国民党的领导决定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很快就同苏联顾问发生了争执；当他决定打击与之紧密合作的中国共产党时与苏联顾问最终决裂。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通过退缩到农村地区得以保存，并在农村组织农民反抗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即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成功地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取了对大部分中国的统治（1928年），他们仍无法消灭共产党这个对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偶发性的内战仍不断地蹂躏着中国。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的扩张，中国陷入到了复杂的困境中。日本先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继而全面侵略中国（1937年），并迫使蒋介石撤退到长江上游的重庆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仍旧在重庆，而日本却控制了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靠近苏联边界的西北地区立足。因此，当日本战败（1945年）并开始从中国大陆撤军时，蒋介石和国民党面对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一强大的对手。曾在日本侵略期间关系得到缓和的中国两大敌对政治力量间公开决裂，并在战后重燃战火。1949年战争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

儒家传统的崩溃和遭到批判为激进的思想和文学变革创造了条件。一部分中国人急切地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是国家政治军事的动荡时常让技术的进步极其困难。胡适（1962年逝世）首倡文学语言的彻底简化（白话文），让文学表达接近于大众语言。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白话文”（1917年）刚一提出时就被迅速接受，继而涌现出了大量旨在使中国能够接触到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一切最新思想的新闻作品。很显然，虽然中国社会被大量的农村所包围，并且深陷于政治动荡、人口过剩和严重贫困之中，但是同时知识精英们仍然接触着外国的思想和信念。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才被关注、才真正地接触到新思想和技术，而这都烙下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而非国民党的印记。

日本的自我转变

当中国准备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外国的技术和思想时，其社会秩序和良好政府却首先经历了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崩溃。日本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1]。至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保留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国家的领导人利用其权力实现了日本社会面貌的革命性变化。他们最终削弱了领导阶层的传统基础，但是在新的政治形态和观念兴起之后方能在日本人中维持一种有效的凝聚力。

一旦幕府允许外国船只进入日本港口（1845年），形势就再也无法扭转了。反对并最终推翻幕府统治（1886年）的武士集团希望驱逐外国人，但是其领袖认识到，只有日本的舰船能够和外国相匹敌并击败它们时这一愿望才能实现。因此，拥有现代的陆军和海军成为日本的首要目标。日本人刻不容缓地开始了这一计划。他们引进专家并派遣使团购买了现代战舰和海防大炮。但是从一开始日本人的目标就是能够在国内生产出现代战争所需的武器。这显然需要各种新式工厂、制造业和采矿业。换句话说，实现军事强大的努力很快促使日本统治者发起了自己的工业革命。

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确信，在管理者、工程师和工人的培养方面存在很多的困难。一些早期的工厂无法有效运转，还有一些只能生产出劣质产品。但是日本人从没有停止改善它们的性能。通常他们以极尽可能地仿制外国产品开始，并且不断地取得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转向战时生产时，欧洲制造的商品几乎从亚洲市场上消失。因此日本得以占领亚洲的纺织业和其他轻工业产品的市场。战后欧洲产品卷土重来时，日本的产品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地位。日本的廉价劳动力和高效新机器制造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廉价产品。

在日本的工业发展中，政府扮演着一个非常积极的中心角色。早期很多新工厂都是政府出资兴建的，在经过初期的建设投资和实现生产之后，工厂就转到了私人手中。后来大量的私人工业在日本出现时，政府的意愿和政策仍起到很大的作用。纯粹追求利润从来不是日本企业的目的。日本公司常常争取荣耀和威信，工厂管理者认为有责任为国家服务、服从上级并培养和保护下级。这种态度直接来源于统治日本很多世纪的武士道精神。英勇、忍耐和忠诚等古老的武士道品质在建立、管理新钢铁厂、纺织厂、造船厂及类似的部门中找到了广泛的发挥空间。

公司和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往往也是以武士和农民这种古老的关系来塑造的。即工业管理者发号施令和进行指导，工人服从，但是作为回报，管理者维护并照顾工人一切生活。在经济萧条时不会解雇工人，反而会为工人寻找新的工作或是将工作分摊给所有人。回报是期望工人绝对忠诚和严格服从，并且做到几乎永远可靠。经常扰乱欧洲国家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业动荡在日本几乎不存在。

此外，“家庭包工制”巧妙地动员了先前存在的手工工场和小的家庭作坊来生产新商品。这意味着大企业为家庭手工业提供设计图并尽可能地提供原料、动力工具和信贷，从而能够以一定的价格来收购产品，保证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在高等级和低等级的个人及家庭间这种传统的互惠责任保证了“家庭包工制”的顺利运作。

对这种讲求服从和义务的古代宗族模式的适当修改显然在工业关系中产生了显著效果。即将和已经引进的新的且不断更新的技术没有打断命令和服从关系，因为这种相互间明确的义务和责任非常类似于一些被无条件接受的传统的日本社会伦理关系。

因此，直到20世纪中期使日本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工业、技术和科学进步未能同自由、民主思想和议会政府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在起步阶段，开放国家与外国接触并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政策未受到普遍欢迎。一个民主的政权不可能彻底地执行这种政策。当日本社会的普通成员还不能瞥见最终的胜利，而只是看到了周围的传统生活方式被恣意破坏和蔑视，这时，只有通过呼吁对天皇的一贯忠诚和强调视天皇为神的神道教的民族主义诉求，自上而下的日本革命才能克服起初的困难。

日本政府创建的西式陆军和海军也以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融合了新旧元素。根据古老而极度谨慎的原则，只有世袭的武士阶层才有统领军队的权力。因此，1872年曾在4年前策动“倒幕运动”的武士集团决定引入普遍兵役制。由于此时欧洲所具有的一切事物在日本的高层统治者中都有着极大的威望，因而他们受到了同时期法国和德国的实践影响。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他们需要军事力量去抗衡在“倒幕运动”中被排挤出权力之外的大量充满怨恨的武士宗族。政府已经摧毁了宗族所有制的土地结构并废除了封建义务和特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瓦解潜在的敌人和敌对的团体，而并非从社会正义这一抽象的概念出发。因此，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在创建新式军队中忽视武士和贫民间的传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