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唐盛世:世界开始向东方倾斜

东方引领世界

根据图7-1所示,公元541年应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年份之一。在那一年(考虑到一定的误差范围,也可以说是公元6世纪中叶),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超越了西方,结束了长达14000年的旧格局,并且一举否定了所有简单化并且长期僵化的关于西方统治世界的理论。截至公元7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比西方高了1/3。到公元1100年,将近40%的巨大差距超过西方占据发展优势的2500年中最大的东西方差距。

图7-1 巨大逆转:东方逆转了下降的颓势,并且史上首次赶超西方

为什么东方能够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领先于西方?为什么在西方发展持续性地落后于世界的同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却能够在接下来的500年里大幅提速?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解释为什么西方能够统治当今世界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当我们试图在本章回答这些问题时,会涉及不少英雄人物与反面角色,他们或天资聪慧,或笨拙愚钝。但是在这些戏剧化场景背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简单的真相,也就是贯穿整个故事始终并且酝酿出东西方差异的因素——地理条件。

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能够迅速恢复

在公元100年之前,东方的社会发展进程就开始趋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公元400年,当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已经衰退到5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国家衰亡,城镇颓败,从亚洲内陆向中国北方地区以及从中国北方迁徙到南方的移民潮剧烈地震荡着整个东方的统治核心。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移民的出现,才使东方的复兴之船得以起航。

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讲述了处于上升趋势的社会发展是如何改变地理地貌,如何从落后困顿之中发掘出潜在的优势资源,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和广袤草原上开辟出条条通途的。然而,公元3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这种关系也可以反向作用:衰落的社会进程也同样改变着地理地貌。随着罗马和中国的各个城市不断萎缩,文化水平退步,军队士气委靡,生活水平下降,统治核心地区在地理版图上不断收缩,而两者相同的萎缩现象的背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能够迅速恢复,而西方的社会发展直到公元8世纪仍然处于颓势。

我们在第六章讲到,公元300年之后,地处黄河流域的古老的东方核心腹地分裂,数以百万计的北方居民开始了向南方迁徙的过程。大批的移民将长江流域以南的土地从汉代以来荒芜的边缘地区,转变成了焕然一新的边疆。这些避难者进入南方潮湿闷热且充满陌生感的地界,那里不适宜种植他们赖以生存的主食——小麦和粟米,但是水稻却长势喜人。大多数土地人烟稀少,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与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移民大相径庭。这种充满暴力的生存环境以及严酷艰辛的磨合,塑造了这些殖民式土地掠夺者们坚毅的性格,这些移民激增的人口数量以及更为严密的组织体系逐渐将这片土地的早期居住者驱逐出去。

在公元280~464年之间,长江流域南部的纳税人口数量增长了5倍,但是移民对南方的作用不只是带来了更多的人口,他们也带来了新技术。根据《齐民要术》记载,截至公元530年,已经为人所知的水稻品种超过了37种,而且移植技术(6个月期间在特殊的花坛内栽培种子,而后将种子转移到水田中去)也变得相当普遍。这需要极其艰苦的劳作,但是确保了好收成。《齐民要术》解释了如何使用肥料,使农民能够持续地耕作土地从而避免了土地闲置的问题;还解释了如何使用水车——尤其对于那些周围环绕着溪流并且拥有大笔资金可用于投资的佛寺来说——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将谷物磨成面粉,研磨大米以及将种子榨成油。这一切使得整个新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步发展,这和罗马人创造的历史有些相似: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了西欧,之后几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南方的农业落后面貌逐渐转变成了竞争优势。

低廉的交通运输成本导致粮食价格也渐趋低廉。尽管中国的河流无法像地中海一样提供便利的水道,但是人类的聪明才智逐步弥补了这一不足。虽然水下考古学家尚无法提供如同地中海沉船残骸那样的统计数据,但是有可靠的文字记录显示当时的船只尺寸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明轮船于公元5世纪90年代左右在长江上出现,并往返于成都和建康两地,船上所载的水稻为发展中的城市提供了口粮,而这些城市的市场都鼓励经济作物买卖,比如说茶叶(在公元270年左右的现存记录中被首次提到,到公元500年时成了广泛传播的奢侈品)。社会上层的政客、商人和寺院都凭借长江流域行船的租金收入、船运事务和磨坊经营而变得富有。

然而,建康的统治阶级并未因此致富。这种情况和罗马帝国比起来,更像是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帝国,在那里,官员和地主掠夺了飞速增长的人口和贸易带来的成果,而非国家——直到提格拉·帕拉萨的出现才扭转了这种情况。然而,中国的南方从未出现过提格拉·帕拉萨。曾经有一位帝王成功地统领整个贵族集团,甚至试图再次征服北方,但是这些努力随着内战的爆发而付诸东流。在公元317~589年,陆续有多个政权统治了(遵循某种模式)建康。

《齐民要术》表明,直到公元6世纪30年代为止,北方一直保留着复杂的农耕体系。此后,随着盗匪数量剧增且活动日益猖獗,远距离贸易行为乃至货币系统都逐渐消亡。这种衰败现象一开始制造了比南方更多的政治骚乱,但新的统治者逐渐开始在北方恢复秩序,其中最主要的一支是来自东北大草原边缘的鲜卑族。和6个世纪之前统治伊朗的帕提亚人一样,鲜卑族人将游牧传统与农耕传统结合起来,世代以来凭借精湛的骑术征战四方,同时从农民那里收取保护费。

公元386年,鲜卑人在中国北方的断壁残垣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北魏。[1]他们没有洗劫汉族贵族阶级,而是和他们签订了某种协议,至少保存了一些原本的食禄官僚和旧时高级国家形式之下的税收制度。这种做法使得北魏相较于当时北方其他混乱不堪、暴行遍布的国家,拥有了极大的竞争优势。事实上,北魏的优势使之在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

据说,北魏与残余的汉族旧贵族之间制定的协议始终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对于大多数鲜卑战士来说,他们宁愿去放牧也不愿意与文人们交谈;即使这些骑手真正定居下来,他们一般会建造自己的孤堡,以避免和汉族的农民们接触。他们的国家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满足于攻打北方其他的游牧国家。但是在公元450年,当鲜卑的骑手们到达建康的城郊时,他们才发现:尽管他们可以打赢战争,掠夺财富,但是他们无法威胁真正的城市。只有一小部分拥有大型船只、攻城战车以及强大军需供应的先进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