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西方的赶超:大清王朝为什么出不了牛顿和伽利略

涨潮:西方超过了东方

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曾说过,“水涨船儿都跟着高”。这一论断在1500~1800年间再正确不过了,因为此时连续三个多世纪东西方社会都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见图9-1)。

在阿肯色州希伯斯普林斯,肯尼迪在一次庆祝新建大坝的演讲中发表了这一著名的论断。在他的反对者们看来,这项计划是最糟糕的笼络民心的政治拨款:在他们看来,谚语中所说的涨潮确实能够托起所有的社会之舟,但是在这股大潮推动下,一些社会之舟却要比其他的上升得更快。同样,这一观点在1500~1800年间再正确不过了。东方社会发展上升了25%,而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是其两倍。在1773年(或者,考虑到合理的误差范围,大约是1750~1800年间)西方社会的发展赶超东方,结束了长达1200年的东方时代。

关于世界发展潮流何以在1500年后上升如此之迅速,以及西方社会之舟何以上升得尤其之快这两个问题,历史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本章的讨论中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一旦我们将其置于社会发展的长期背景下,我们就不难发现答案了。

图9-1 一些地方的社会之舟上升得更快:18世纪社会发展的浪潮推动东西方社会达到经济发展的极限,但是这股浪潮却推动西方发展得更好、更远、更快。根据图中的指数可以看出,在1773年西方社会再次占据了领先位置

张居正、戚继光:他们挽救不了明朝的颓势

皮雷斯事件过了很久才在中国人心中淡去。直到1557年中国官员们才开始对定居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不予理睬和干涉。尽管到1570年为止,其他葡萄牙人也先后在远至日本长崎的亚洲海岸附近开设商店,但他们的人数仍然少得可怜。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东方大陆仍然只是一些神秘的地名;对大多数东方人来说,葡萄牙甚至都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

这些欧洲的冒险家们对于16世纪普通东方人的主要影响在于那些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神奇的植物——玉米、土豆、甘薯、花生。这些植物在其他植物无法生长的地方生长,在恶劣的天气中存活下来,神奇地喂养了农民和他们的家畜。在整个16世纪,从爱尔兰到黄河流域,各地都种满了这些植物。

葡萄牙人移民来的时候可能正是一个紧要关头。16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在16世纪90年代(无可否认的一个尤其好的年代)伦敦市民们能够看到最新上演的戏剧,如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尤利乌斯·恺撒》和《哈姆雷特》,花费不多就能买一本宗教宣传册来读,如约翰·福克斯的那本血腥的《殉教烈士传》,被新出版社成千上万册地印制出来,里面充斥着宗教信仰者们的木版插画。在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北京人能够观看汤显祖长达20小时的《牡丹亭》,此剧直到今天仍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传统戏曲。他们还可以读《西游记》。

但是在这些光辉灿烂的外表之下,一切并不是都真的那么美好。黑死病曾经夺去了东西方核心地区1/3甚至更多的人的生命,而且在1350年后的近100年间不断地反复爆发,使得人口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在1450~1600年间,每个地区的人口反而都几乎成倍地增长了。1608年一位中国学者曾经这样说道:“居民繁衍如此之速,史无前例。”在遥远的法国,观察者们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正如一句民谚所讲的那样,人们繁衍之速就如“谷仓里的老鼠”。

恐惧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更多的孩童就意味着要将土地分割得更小,或者有更多的后代被排挤到寒冷的野外,并且也总是意味着更多的麻烦和争端。农民们要更经常地除草和施肥,建造水坝,挖井灌溉,或者做些手工编织并努力卖出更多的衣服。一些人到偏远的地方定居,努力在山间和沙漠中维持生活,而这些贫瘠的地方是他们的祖先以前绝不会涉足的。一些人放弃了人口高度密集的核心地带,而选择到荒凉、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区。但是即使他们迁移到新大陆来种植庄稼,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地方让人们四处流动。

人口稀少而土地充足的15世纪对人们来说越来越变成一个模糊的回忆:欢乐幸福的日子,西方的牛肉与啤酒,东方的猪肉与白酒。1609年中国南京附近一个县城的县官曾经说过,回溯以前,任何事情都要比当时好:“每家每户都有房子住,有土地可以耕种,可以从山上砍柴来烧,有自家的菜园来种植蔬菜,每家都能够自给自足。”但是现在,“贫者十人而九……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曾在中国待过的一位德国旅行家在1550年左右的陈述更加直白:“在过去,农民家吃的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肉类和食物都有着充足的供应。”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彻底改变了……今天即使最为宽裕的农民家里吃的食物也要比过去长工和仆人吃的差。”

在迪克·惠廷顿笔下的英国童话故事里(和许多同类故事一样,也追溯到16世纪),一个贫穷的小男孩和他的猫一起从乡下漂泊来到伦敦并过上了好生活。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数百万逃难来到伦敦的饥民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从油锅跳进了火坑里,情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图9-2展现了1350年后城市实际工资(即刨除通货膨胀后消费者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能力)所经历的变化,图中数据来源于经济历史学家们数年间艰巨刻苦的挖掘工作。他们从各种不同历史人物口中得出支离破碎的片段并做出解读。直到14世纪欧洲的文件档案才开始提供清晰连贯的数据以精确计算出不同时期的城市实际收入,而在中国,直到18世纪以后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尽管有着数据上的缺口以及大量的交叉线,至少欧洲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基本上可以说,在所有我们可以证明的地方,在黑死病消失后的一个世纪内实际工资几乎都翻了一番,然后随着人口的恢复与增长,大部分又回落到黑死病爆发以前的水平。在15世纪20年代,佛罗伦萨人将石块运至高处,建成了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佛罗伦萨大教堂那高耸的穹顶,这时他们以肉类、奶酪、橄榄油为食物。而到1504年,他们的后代们运送安置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时却只能靠面包勉强过活。又一个世纪以后,他们后代的后代能有面包吃就感到很满足了。

图9-2 1350~1800年间北京和6个西方城市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虽然每个城市每种行业情况各有不同,但是通过测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发现这一趋势:在1350~1450年间工人的工资水平几乎翻了一番,但之后就开始回落,到1550年或者1600年时工人的购买力已经下降到了1350年前的水平。1600年以后欧洲西北部的工资水平逐渐和欧洲其他地方拉开了差距,这一原因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详细讨论(巴黎和瓦伦西亚的统计数据始于1450年左右,北京的统计数据始于1750年前后,还有,毫不奇怪的是,1453年前后君士坦丁堡的统计数据存在空缺,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洗劫了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