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西方的赶超：大清王朝为什么出不了牛顿和伽利略（第6/18页）

大城市附近木材的价格上升得非常快，人们开始寻找替代手段。在日本江户附近地区，制盐制糖工厂、陶艺工人，最后甚至连普通家庭都开始用煤作为燃料，而在欧洲人们同样可以这样做，用泥炭和煤来代替木炭。正如500多年前中国开封的人们一样，伦敦人欣然接受了这些化石燃料，因为它们的市场价格要比木炭低。虽然大部分英国家庭还是可以找到木柴的影子，但是到16世纪50年代时，平均每个伦敦人每年烧掉的煤几乎达到了0.25吨，到1610年时这数字又增长了3倍，而到17世纪50年代为止，整个大不列颠的燃料有一半以上来自煤炭。“伦敦被包围在一团如云般密布的煤海当中”，1569年一位伦敦人这样抱怨道，以至于“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和地狱相似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大雾天气下火山一般的伦敦城”。

令人悲哀的是，他误解了当时的情况，因为其他欧亚大陆的人们正在为自己制造更糟糕的地狱。气候变化只是启示录中第一个冲破束缚的骑士，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紧缺压力也导致了政府的失败，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政权崩溃坍塌。如果君主们试图削减开支，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大臣以及将士们；而如果他们试图从纳税者身上挤出更多的税收，他们就会失去所属的商贩和农民。自从国家政权出现以来，穷人的激烈抗争就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这种抗争变得更加剧烈了，因为那些被剥夺财产的贵族们、破产的商人们、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还有怨恨的官员们都加入了这一队伍。

随着时局变得越来越艰难，西方统治者们想方设法增加人们的叛乱成本，从而降低人们叛乱的可能性。这些统治者们更加坚定地重申他们是上帝意志的代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更积极地讨好宗教学者们，西欧的知识分子们则创立了“专制主义”的理论。他们宣称，国王的权威完全来自上帝的恩典，任何议会、任何教堂、任何个人的意志都不能削弱国王的权威。根据法语中的一句名言，国王的权威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国王、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种法律。挑战这一权威中的任何一部分都等同于挑战所有纯洁美好的事物。

但是恰恰有许多不满的民众想要挑战这一权威。1622年，土耳其的苏丹和哈里发奥斯曼二世——分别是命定的穆罕默德继承人以及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因为越来越多的军费开支而试图削减步兵军队，最后这些步兵队伍的反应却是将皇帝从皇宫中拖出来勒死，然后还切割了皇帝神圣的躯体。奥斯曼的弟弟想要解决这一困境，于是他和那些严苛的教士们结成同盟，甚至通过禁止喝咖啡、制定对吸烟的死刑处罚来取悦教会。但是在17世纪40年代，苏丹宣称其存在合理性的努力彻底失败了。1648年，步兵军队和教会结成了同盟，处死了苏丹“疯狂者”易卜拉欣（这个绰号于他确实名副其实），由此拉开了持续50年内战的序幕。

17世纪40年代对所有地方的皇室来说都不啻一场梦魇。一场场反对专制统治的叛乱使整个法国陷入了混乱；而在英国，议会向顽固的国王宣战并最终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这一切就如打开魔瓶释放出妖怪一样，引发了一系列的混乱。如果连本来如神明一般权威的国王都能被审判并处决，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自从古希腊文明以后，这可能是民主思想第一次开始萌芽。“在英国最穷困的人和那些最伟大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人生可以展开，”议会领导的军队中有一位上校军官曾这样说，“每一位生活在政府管理下的公民首先应该自己同意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生活。”

这些在17世纪的背景下都是颇有冲击力的言论，但是英国激进派的各个分支派系的言论甚至更为狂野。其中一个自称“平等主义者”的派系对所有的社会区分都持反对态度。“没有人生下来是要受别人控制的，”他们指出，“更没有人生下来是为了驾驭别人。”而且，如果说社会等级是有悖于自然、不应该存在的，财富更是如此。在国王登上断头台的一年之内，一个自称“真正的平等主义者”的派别分裂开来，分别建立了10个公社。另外一支派系浮嚣派将上帝看作“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并宣扬永久革命的思想——“推翻，推翻，推翻……定要确保天下公平公正，否则上帝带来的灾难将会腐蚀并吞噬你们拥有的一切。”

平等主义思潮的时代已经来临。例如，1644年一份关于平等主义者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平等主义者们）将他们的犁锄打造成了刀剑，并为自己取了“和国王平等”这样的称号。他们宣称他们正在消除主人与奴隶、富人与穷人、达官显贵与底层人民的区别和差异。佃户们占有了地主们最好的衣服……他们会命令地主们跪下来为他们倒酒，他们会在地主们的脸上扇上两记耳光并且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利称呼我们奴隶？”

然而，那些极力宣扬平等的军阀们却不是英国人，事实上，他们正在中国的东海岸地区猖狂活动。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上文讨论过的对稳固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激烈挑战——例如15世纪90年代中国的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批判，以及16世纪前10年马丁·路德对天主教会的挑战那样，这些挑战和国家的失败一起形成了关于人的平等的新观点。但是，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些不同的思想在18世纪的世界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

在中国，明王朝因为财政破产和派系斗争而陷入瘫痪，而当瘟疫——启示录中的第三个骑士——在1628年爆发时，明王朝的皇帝看起来已经丧失了天意的授权。叛乱者们越来越觉得任何行动都不过分。在17世纪30年代，明王朝分裂成了不同的割据政权，而1644年，北京城最终也陷落了。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皇宫大殿后的一棵孤零零的树上吊死了。“朕凉躬圣意，有伤天德，”他在衣袍上这样写道，“死去无颜见祖宗。朕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实际上崇祯帝只是在浪费自己的遗言。这些军阀们较之欧洲的国王、土耳其的苏丹或者明朝皇帝本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没有财力来支撑膨胀的军队。因此他们只得放纵士兵们四处抢掠，试图从民众的身上获取收益。自从战争出现以来，军队都免不了要劫掠无辜的民众，而且很可能很早之前他们就已经设计了种种不同的残忍行为，在那以后的恐怖年代中，他们只是通过各种令人瞠目的对等行为来不断地重复他们的残忍行径。尽管如此，在残酷的17世纪，整个欧亚大陆上，愤怒、贪婪、恐惧的士兵们似乎在残忍行为方面又开创了新的高度。我们的文献中充斥着各种折磨、大规模屠杀、轮奸等行径。当北京城陷落的时候，市民们遭到了士兵的残酷殴打，只是为了榨取他们可能拥有的银两。有些人反复三四次地被夹手指或者夹胳膊。而且负罪之人还会牵连到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于是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被牵连获罪……百姓们开始对生存失去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