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第3/7页）

15世纪的时候，东方人本可以发现美洲（一些人认为东方人确实发现了美洲），但是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西方人总会比东方人更快到达美洲。对东方人来说，航行到印度洋上比航行到空荡荡的太平洋上收获要大得多，并且将内陆向草原推进，收获也很大，因为近2000年来，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17世纪，核心地区的扩张使地理的重要性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帝国用火枪和火炮阻断了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亚洲腹地的草原，结束了游牧民族的迁移，有效地扼杀了天启五骑士之一。相反，在大西洋，西欧商人开辟的这条海上通道推动了新兴的市场发展，并就这个物质世界如何运转提出全新的疑问。到了1700年，社会发展再一次达到了硬上限，但是这一次，天启五骑士并没有降临，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生灾难，西欧由于海上路线的刺激，开始利用煤炭和蒸汽。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东方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发现，也会有自己的工业革命，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西方人更容易发现美洲——这意味着西方人会首先开始工业革命。正是地理的原因把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带到了北京。

西方统治的必然性

你可能会问，是否有来自人类自身的影响呢？这本书大量地谈到了伟人和愚昧之人，他们的信念以及他们不断的冲突，难道最后，其中都没有一个有重要影响吗？

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的。我们都有自由的意愿，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的决定确实能改变世界。只是我们大部分的决定并不能使世界发生多大的改变。例如，我现在就可以马上停笔，辞掉工作，成为一名狩猎采集者。这当然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会失去我的家，并且，由于我对狩猎和采集知之甚少，我很可能会被毒死或者饿死。我周围的人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更多的人并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例如，你就会找点儿其他书来读。但是，世界还会继续。我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不能改变西方对世界的统治。

当然，如果上百万的美国人决定辞掉朝九晚五的工作，变成狩猎采集者，那么我的决定就会由一个疯狂的个人异常行为变成一个集体运动，这样的话，确实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样的群体决定。例如，“二战”后，约有5亿妇女比自己的母亲结婚年龄要小，生育的孩子更多，于是人口激增。30年后，她们的女儿则做出截然相反的决定，于是人口增长变慢。这些选择共同改变了现代历史的前进方向。

但是这些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一个半世纪前，卡尔·马克思直接说道：“男人（和女人）制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因为他们面临的环境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20世纪，妇女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决定生更多的孩子（之后是生更少的孩子），但是她们却常常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毫无选择——就像一万年前，那些决定从事农业的人，或者5000年前搬到城市的人，又或者200年前在工厂工作的人，他们也一定常常觉得自己实际上并没有选择。

要做出符合实际的决定，我们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都知道那些忽略这些压力、做出奇怪决定的人。我们往往崇拜激进分子、叛乱者和浪漫主义者，但是我们却很少会追随他们。我们大都非常清楚循规蹈矩的人往往更成功（这里的意思指的是更容易得到食物、住处和配偶）。进化决定了我们所谓的常识。

即便如此，奇怪的决定很显然也会有不同寻常的后果。以穆罕默德为例，或许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公元610年前，这个平庸的阿拉伯商人本可以非常明智地将与加百列天使的相遇归咎于胃痛或者其他一切可信的理由。但是他选择了听从妻子的话——他的妻子坚持认为天使的造访是真实的。多年来，穆罕默德和大多数的先知一样，看起来荒谬可笑。但是后来，他统一了阿拉伯。他的继承者哈里发摧毁了波斯，粉碎了拜占庭，把西方分成了两半。

所有人都认同穆罕默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即便如此，公元7世纪以及之后的西方核心地区的变化并不能归结于穆罕默德个人。在加百列天使造访穆罕默德前，阿拉伯人就已经开始创造新的一神论，并且已经在沙漠上建立起自己的城邦了。早在穆斯林主战派入侵时，拜占庭和波斯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了，而且地中海地区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瓦解了。

如果穆罕默德做出不一样的决定，那么公元7世纪的基督教也许会选择其他的攻打对象，而不是入侵穆斯林地区。如果没有穆罕默德的话，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750年之后也许会恢复得更加迅速，也许不会，但是西方仍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赶上东方。无论穆罕默德做了什么，西方核心地区仍然是在地中海东岸；土耳其人也依然会在11世纪的时候入侵西方，然后蒙古人在13世纪的时候入侵（在1400年左右再一次入侵）；核心地区也仍然会向西转移到意大利，然后在15世纪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转移到大西洋。如果穆罕默德更正常一点的话，那么现在就可能是基督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影响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这些地区的信仰——这是一件大事。但是毫无疑问，仍然会是欧洲人征服美洲，西方现在也仍然会统治世界。

适用于穆罕默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我们所知道的伟人。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以及秦始皇都建立起了可怕的高度集权的古代帝国；16世纪时，欧洲的哈布茨堡王室以及日本的丰臣秀吉都没能建立帝国；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使改革派得以掌权。但是大部分的伟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所做的就是加快或者减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进程。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像做实验那样回到过去重新开始，除了把伟大人物替换成愚笨之人以及将愚笨之人替换成伟大人物之外，其他的保持不变，事情的结果也会基本保持不变，即使事情发展的轨迹可能有所不同。显然，伟人通常认为仅仅凭借自己的意愿就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他们错了。

这个道理适用于对外政治，也适用于对内政治。例如，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后者发明了改变整个世界的蒸汽机，而前者为瓦特提供了设备资金以及技术上的支持，特别是在加工制造工艺方面。但是他们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正如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一样。亚历山大于1874年2月14日为自己新发明的电话申请了专利——就在同一天，伊莱沙·格雷（Elisha Gray）也为他自己新发明的电话申请了专利。博尔顿和瓦特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相比，也未必就显得独一无二。约瑟夫在1774年发现了氧气，而一年前一位瑞典化学家就已经发现了氧气。同样，他们也不会比1611年各自发现太阳黑子的四位欧洲科学家更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