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之死（第2/5页）

因为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色，张灵甫被升为一五三旅副旅长兼三〇五团团长。

真正让张灵甫声名大振的，是1938年“武汉会战”的“万家岭大捷”。

在这场可以媲美“台儿庄大捷”的战役中，张灵甫作为一五三旅副旅长，力排众议，亲率一支敢死队翻越张古山后山绝壁，取得“德安大捷”，为中国军队最后基本全歼日军一〇六师团做出重要贡献。当时著名文艺界人士田汉，正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三处少将处长，在得知这场战事之后，立刻组织编排了话剧《德安大捷》，为群众和正在长沙开会的军官们演出。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该剧中出现，一时成为全国皆知的抗日英雄。

在此之后，张灵甫随着七十四军，几乎出现在了每个抗日战场的主要战役中。

1941年3月，张灵甫作为代师长，指挥五十八师参加“上高会战”，与兄弟部队取得“上高会战”大捷，这场大捷被何应钦称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张灵甫率五十八师孤守永安，与日军第三师团主力血战，全师伤亡率超过40%；

1941年10月，张灵甫升任第五十八师师长，率军参与“浙赣会战”；1943年6月，“鄂西会战”；1943年11月，“常德会战”；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在这些战役中，张灵甫虽然不是最高决策层，但作为师一级干部，坚决执行命令，打仗果敢，身先士卒，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

1998年，日本政府在国立公文书馆之下设立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提供日本明治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涉及日本与亚洲近邻国家的所有官方原始公文资料查询。日军作战文献里提及最多的中国将领是李宗仁，以244件高居首位；张自忠65件，居第二；卫立煌54件，位列第三。王耀武占到了9件，而提到张灵甫的文件数为0——当然，这也不意外，当时张灵甫的军阶确实不高

在这些战役中，张灵甫因为一直在一线指挥作战，曾多次负伤。在“上高会战”中右腿膝盖被日军机枪扫中，军医诊断后要求截肢。张灵甫当时把手枪交给副官，要求自己昏迷时，如果医生要截肢，就一枪毙之。后来在休养期间，又因为战情提前回归部队，从此走路一瘸一拐，人称“跛足将军”。

1945年4月的“雪峰山会战”，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最后一次大会战，也是张灵甫作为抗日将领的谢幕工作。在这场战役中，张灵甫指挥七十四军五十八师在铁山与日军主力血战。“雪峰山会战”获胜后，张灵甫获三等宝鼎勋章。

有人曾议论，张灵甫从抗战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只是一个“校”级军官，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只是师长级别，第七十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如此声名显赫，主要是军长王耀武的功绩。张灵甫1945年2月才升的少将，“抗战名将”称号有些名不副实。

但是，也有人指出，张灵甫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可圈可点，谢晋元率400余名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时候（四行仓库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之“一座被死守的仓库”），也不过是一个代团长身份，“抗战名将”不应只以军衔论，“将”也不应该被狭义地理解为“将军”军衔。

无论如何，抗战结束之后，张灵甫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不仅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更是深得蒋介石信任，身兼南京卫戍司令，人称“御林军首领”。

当时的第七十四军，被称为“抗日铁军”，全美械装备，已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首，王牌中的王牌。

张灵甫正是接管了这支王牌军，受命投入了随即而来的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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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进入胶着状态的内战中，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成了焦点中的焦点。

七十四军为何成了“整编七十四师”？那是抗战后国共双方考虑到当时国内外形势，都开始所谓的“裁军”——不过大家都知道双方必有一战。

以国民党为例。1946年2月的整军会议之后，蒋介石裁去的都是杂牌以及他不放心的部队，嫡系部队反而加强了——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下辖五十一、五十七、五十八三个旅（其实就是原来的师）。

第七十四整编师齐装满员32000人，全部美械，火力强劲，远远大于一个师的实力，依旧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王牌。张灵甫也只是军长改师长换了个称呼而已。

1947年，原本拥有绝对优势的蒋介石在吃了几次亏后，开始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方向，一个是延安，另一个就是山东。

在山东战场上，集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胡琏的整编十一师，邱清泉的第五军。其中，以整编七十四师为骨干组建的第一兵团，又是主力中的主力。

在山东战场，国民党的对手是陈毅和粟裕。

无论陈毅还是粟裕，一开始确实有点低估了张灵甫和他的王牌整编七十四师。

陈毅麾下的山东野战军和粟裕麾下的华中野战军在淮阴、涟水、鲁南等战役中，与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全面交火，可以说是负多胜少，吃了很多亏。

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的各兵团稳扎稳打，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作为全军团攻击阵型的中间主力，火力强劲，进退有据，让解放军非常头疼。

但一直以来的大小胜仗，毕竟还是让战局双方的心态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连战连捷，全军上下产生了一种乐观情绪，认为歼灭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主力已是板上钉钉。从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到整编七十四师的张灵甫，都对尽快结束这场战役抱有乐观态度。

粟裕和陈毅

另一方面，解放军从军官到士兵，开始对整编七十四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复仇”情绪。华东野战军6纵司令员王必成因为在几次与张灵甫的交手中吃了点亏而承担了责任，他当时只留下一句话：“坚决接受处分，但日后打敌七十四师，绝不要忘了我王必成的六师！”粟裕表示一定记得，并嘱人记录存档。

1947年5月12日，同样乐观的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在山东战场的第一兵团整编七十四师必须拿下坦埠（今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辖镇）。

这是一道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命令，却把张灵甫送上了不归路。

因为就在几天之前，刚成立不久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整合）副司令员粟裕，酝酿了一个连他的参谋人员都感到震惊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