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

中国制度与文化的发展是富有连续性的，一脉相承的情况非常明显。官阶制也是如此。先秦的五等爵号，在清朝仍被使用着。“大夫”、“将军”之名，也被沿用二十多个世纪，尽管它们有时是爵，有时是官，有时是阶。

战国秦汉的“天地变局”造成了巨大历史断裂，但制度文化的连续性，在其间依然存在着。“连续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周代真实政治制度的继续变异，另一部分是战国秦汉儒者的“托古”建构。这二者也不是截然两分的。前者要依靠文献记述而流传下去，记述时难免发生润饰损益；后者“托古”也利用了真实的历史素材，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那么中国史的制度连续性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个“文化”问题。在连续演化着的文化系统中，不但保留着古老的制度信息，而且还以“化腐朽为神奇”的方式“深加工”那些信息，再反馈于现实政治。作为“典范”影响后世的周朝政治传统，一定程度上又是战国秦汉儒生“建构”出来的。

两千多年来，士人在维系中国文化制度的连续性上，居功至伟。战国秦汉间虽“礼崩乐坏”，仍有士人在其间继往开来，传承“古礼”。随这个阶层在汉朝再度崛起，中国制度史上，逐渐出现了一场“古礼复兴运动”(1)，并在新莽时形成了一个高潮。魏晋间的制度动荡，再度引发了人们对“周礼”的向往，据说是源于“周礼”的三年丧、五等爵、国子学之类制度得以出台。南北朝“复礼”之事不断升温，对“古礼”、“古制”的热情延续到了唐代中期。汉唐间行政等级与礼制等级的不少变动，跟那场“古礼复兴运动”相关。

周代品位结构的特点就是“一元化”，繁复的古礼既是其体现者和承载者，也是在“一元化”观念下被编排出来的。早期中华文明对社会等级秩序的基本想象，就蕴含在古礼之中。秦汉帝国等级制的缓慢“一元化”进程，虽是专制官僚体制自身发展的结果，但儒家礼制的推动之功也不能忽视。包括了繁多生活细节的古礼等级，充分体现了“品级、等级和阶级的高度一致性”，在结构上是“立体”的或“复式”的，并且是以“数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充分运用数列手段，是为“礼数”。打比方说，如果说帝国的行政等级是骨架的话，那么等级礼制就使之有血有肉、羽翼丰满了。

来自周代的等级礼制，或说由儒家踵事增华而整齐化了的等级礼制，在“周礼”的名义下，参与了官阶制的进化历程。本章打算讨论的公卿大夫士爵、周礼九命和朝位三者，即是。这几种位阶以往我们已曾论及(2)；今补充若干史料，继续申说，以此显示古代礼制对“品位结构一元化”的推动作用。

一　公卿大夫士爵与品位结构一元化

公、卿、大夫、士那些渊源久远的古老爵号，在帝制时代，还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完全变成制度史的化石。至少它们把官贵大致分为4个层次，这一点仍有很大利用价值，并因其源远流长而为人“喜闻乐见”。战国以后，公、卿、大夫、士概念，主要在两方面被人利用着。

第一，二十等爵制参用了卿、大夫、士概念，把爵级分为4个段落，一是列侯与关内侯之“侯爵”，二是大庶长至左庶长之“卿爵”，三是五大夫之“大夫爵”，四是公乘以下的“士爵”。

《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刘劭《爵制》：“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义也。自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九卿之义也。关内侯者，依古圻内子男之义也。秦都山西，以关内为王畿，故曰关内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国诸侯之义也。”张金光先生把二十等爵划分为侯、卿、大夫、比大夫、士、徒六大等级，是一种更细致的处理(3)。李均明先生根据《二年律令·户律》，又做出了一种推定，即以五大夫、公乘为“大夫”，以公大夫以下属“士”(4)。参看下表：

刘、李两种划分各有所得。若从爵名看，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等爵，都以大夫为称，在形成爵级的初期，它们显然是被视为大夫的。“五大夫”之所以名之为“五”，最初可能也是“第五级大夫”之意。所以刘劭之说应有根据。《二年律令·傅律》中的附籍年龄，不更以下子年廿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廿二岁，卿以上子廿四岁，这里“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就共同构成了一个段落，当是较早时候“大夫爵”概念的残留。同样根据《二年律令》，朱绍侯先生就认为刘劭的五等大夫之说可信(5)。但授田宅的数量，则成为李均明先生的有力证据：卿以上为一段落，五大夫与公乘为一段落，公大夫以下为又一段落。

问题在于，汉以来存在着一个“大夫”界限上移的变化，而这变化在不同事项上表现不一。汉高帝五年诏有“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这“大夫”应是第五级爵；“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这“七大夫以下”包括七大夫（即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但不含不更以下(6)。看来“事”与“勿事”曾以“七大夫”为界，后来移到了五大夫以上。“公乘”一级逐渐下滑，平民赐爵和士兵得爵以“公乘”为限。在这时候，“公乘”大约就不被看成“大夫”之爵了。

第二，是官职系统中以公、卿、大夫、士指称秩级层次。西汉俗称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丞相、太尉地地道道地属“公”，御史大夫秩级只是中二千石，其实只位于“上卿”。中二千石称“卿”或称“九卿”，虽然其官不止九位。中二千石以下职官，也与周爵“大夫”、“士”比附。六百石以上吏员，属于“大夫”段落，拥有“有罪先请”的特权(7)。六百石秩级的官，被视为“下大夫”(8)，二千石官则被视为“上大夫”(9)。“士”的概念，也以某种方式被使用着。比四百石至百石的掾属，被比之于“元士”。《续汉书·百官志一》：“《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

在中国官制史上，古官名的承袭、改造和利用，是很常见的现象。公卿大夫士爵，在双峰鼎峙的爵级和秩级之间，无可否认地会起到一定的沟通整合作用，它使侯爵与“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对应起来，“卿爵”与中二千石的对应起来，五大夫与六百石的对应起来，公乘以下与六百石以下官吏对应起来了。上公、公、上卿、卿的概念，确实也为高级官僚的管理提供了便利。因为“若干石”的禄秩至中二千石而止，中二千石之上的重臣，主要就是靠上公、公、上卿、卿的概念区分资位的。西汉以御史大夫为“上卿”，由此御史大夫高于列卿；东汉以太傅为“上公”，由此太傅高于三公。传统的制度元素，还是很有旧物利用价值，可以被纳入现行体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