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一张口，我就能了解你” “SPEAK, THAT I MAY SEE THEE”（第4/7页）

几年前，有人终于发现，中国餐馆里糖醋肉（sweet and sour pork）这道菜中的“sour”（酸的、刻薄的、乏味的、讨厌的）一词，会在中产阶级顾客的大脑中引起一些不快的联想。于是标准的“中国”餐馆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换上一个更安全的说法：pungent（浓烈的）。安稳的上层仍然说——其实是坚持说——“sour”，用这一方式表明他们已察觉到了方才那种不光彩的强作掩饰，但他们强烈反对这种行为。至于中产阶级，他们任何时候都会被飘到耳边的委婉表达吸引，尤其是当有人在推销什么的时候，一声“香甜浓烈”就能博得他们的欢心。

中产阶层在委婉语的丛林中穿行并不仅仅因为这有助于躲避事实，这一喜好还出自他们对奢华的渴慕。大多数委婉语都有助于满足这一欲望，因为使用它们就可以增多音节，而中产阶级经常会混淆数量、分量和价值。乔纳森·斯威夫特⑯曾经把音节想象成具有重量、密度、具体比重以及其他一些纯粹物质特性的物理实体，从中汲取乐趣。当代的中产阶级似乎正忙于实践斯威夫特的这种观念，但却将他的反讽剔除得一干二净。因此，他们不会说now（现在），而是很有力地说as of this time（当此之时）。他们也不说later（后来），而是说subsequently（继之而来），这就像他们打扮得光鲜整齐去购物的把戏一样。休·罗森（Hugh Rawson）在他那本宝贵的《委婉语和其他含糊用语辞典》（Dictionary of Euphemisms and Other Doubletalk，1981年）中，确立了最重要的原则：

委婉语越长越好，原则是……委婉语应该比它们取代的词要长。它们应该字母更多、音节更多，通常一个词的地方要用两个或更多的词替代。这部分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忌讳语和脏话一般都很短，还因为多个词语有助于绕开一个观点，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坦白观点。

罗森随即整理出一套恰如其分的、伪社会科学性质的“模糊或虚饰指数”，目的是量化委婉语和代词之间的关系。指数值越高，音节的数目就越多，委婉语修饰的成功率也就越高。罗森的算术细节当然与我们无关，我们只须注意，在“福普指数”（FOP Index）当中，把prostitute（卖淫者）一词与whore（妓女）一词等同的指数是2.4，跟harlot（娼妓）一词等同的指数是1.4。在罗森的“福普指数”中，数值最高的说法来自一位前内阁成员对他家厨娘的称呼：“秘书个人助理（特别活动）”，指数高达17.8，估计接近永久不败纪录。

典型的中产阶级成员唯恐被人判定为社会地位无足轻重，因此像明智的哲人或管理者一样雄心勃勃地为赢得名声而运筹帷幄。因此，要他抵抗频繁使用多音节词的诱惑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委婉得莫名其妙。的确，有时候很难明白，究竟是委婉语修饰的冲动使他发出多音节，还是出于对委婉语能赋予文字重量和光彩这一效果的向往而采用此种修辞手法。这样的问题常有发生：有人会说他从事的工作是废铁行业，甚至是循环或者回收利用工业，但不会说他是一名垃圾工人，他甚或会说他做“垃圾生意”。描绘职业的委婉语似乎尤其需要多音节。在许多大学里，从前被称为bursar（掌管财务者）的人如今都叫作disbursement officer（财政支出官员），就像undertaker（殡仪员，有人可能认为这个词已经足够委婉了）如今被称作funeral director（丧事指导）一样，都多出了两个音节。更进一步，如果“丧事指导”可以变成“悲痛治疗师”（grief therapist），“职业等级”和准医学虚饰就能弥补音节上的损失。“卖”（selling）被抬高为“零售”（retailing）或“市场销售”（marketing），或者更高级的“货物流转”（merchandising），音节恰好都翻了两番。以此类推，当“销售经理”（sales manager）摇身一变而为“货物流转副总裁”（Vice-President，Merchandising）时，音节则翻了三番。在电话里提供信息的人如今提供的是“查询服务”（Directory Assistance），获得了音节增加一倍的光彩。一些考察职业等级的社会学家们发现，“药师”（druggist）在十五种职业当中排行第六。但只要增加一个音节，也就是把这一称呼改作“药剂师”（pharmacist），这一职业就迅速上升到第四名的位置。

中产阶级在淡化无情事实或美化现实的同时，制造委婉修饰中需要的多音节，完全是为了避开任何“令人沮丧”的因素，同时关注词语的光彩。因此，“监狱”（prison）变成了“管教机构”（correctional facility）、“罢工”（strike）变成了“工作停滞”（work stoppage）或“工业行动”（industrial action） 、“痛苦”（pain）成为“不舒适”（discomfort）、“谋杀”（murder）成为“害命”（homicide）、“自杀”（suicide）变成“自我拯救”（self-deliverance）、“死”（death）则是“致命”（fatality）。另外，只有三个音节的“贫民区拆迁”（slum clearance）成了有五个音节的“市区改造更新”（urban renewal）、“核子装置”（nuclear device）取代了“核弹”（atom bomb）。这样做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语气缓和了许多，两个多出的音节也是重要原因。由于骨子里并不宽宏大量，中产阶级（比如罗纳德·里根）一直憎恶支付小费，他们觉得这实在无异于敲诈。但当你把“小费”（tip）叫作“奖赏金”（gratuity）时，这个词的刺耳程度就会大大减弱。

能用多音节提高中产阶级地位（按他们的观点）的场合实在是不胜枚举，这里我们可以列出数例。根据中产阶级的看法，左列的词要比右列的更响亮高雅：

鸡尾酒 饮料

群体 人们

职位 工作

即便（albeit） 尽管

车行道 马路

采购 买

燃烧 火

台球厅 台球室

洗涤 洗

优裕 富[或“有钱的”（loaded）]

当下之时 现在

大规模 大

相遇或遭遇到 碰见

行进 走

质询 问

继之而来 后来

终结 停止

利用 用

在地方层次上 地方的

有时候，增加音节的冲动会使中产阶级的语法更接近贫民阶层的水平，甚至低于他们自己平常能认可的水平。由于感到“此前”（previous）比“以前”（before）更优越，他会说“我没有去过此前的那里（I had not been there previous）。”这就像在“水门事件”听证会上，一名警员作证时由于不满“去”这个词的等级感，在证词中说：“然后我们就respond（反应、响应）到门厅并进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