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殖民扩张与战争

这一章本该为你讲述最近50年中的政治改革的信息，但实际上它包含的是几点说明和几分歉意

如果早知写一部世界历史如此困难，我就不会贸然接受这项工作。当然，任何人如果足够勤奋，有足够的毅力，乐意花上五六年时间泡在图书馆的旧书堆里面，他都能编出一部记载每个国家，每个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但这不是我出本书的宗旨。出版商希望出版一部富于节奏感的书——一个精神抖擞跳跃的而不是蜗牛般的缓慢爬行的历史书。现在，当这本书即将完成时，我发现有些章节生动流畅，有些章节却好像在久已遗忘的年代的荒凉沙漠中蹒跚跋涉，时而毫无进展，时而过分沉溺于富有动感和浪漫色彩的爵士乐中。我并不喜欢这样。建议将整部手稿毁掉，从头再写过，但出版商并不同意这样做。

还有解决难题的第二个方法，我将打出的手稿带给几位乐于助人的朋友，请他们阅读之后，帮忙提出宝贵意见。可这个方法同样令人失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喜好与至爱。他们都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提及他们最喜欢的国家、最崇敬的政治领袖、甚至他们最喜欢的罪犯。对其中的某些人来说，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是应该受到最高评价，而在我看来，两者远不如乔治·华盛顿、居斯塔夫·瓦萨、汉谟拉比、林肯及其他的许多人。我解释说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对拿破仑的公正性，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用短短的几段进行描写。至于成吉思汗，我只承认他在大规模屠杀方面表现出来非凡的能力，因此我不打算为他费更多的笔墨。

“到目前为止你写得很好，”另一个批评家说道，“但是你为什么没有提及清教徒？我们正在庆祝清教徒抵达普利茅斯300周年。他们应该占有更多的版面。”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写的是一部美国史，那么我一定会用前十二章的一半篇幅来介绍清教徒。可这本书是一部“人类的历史”，而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的事情，直到好几个世纪以后才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再说，美利坚合众国最初是由13个州共同组建的；并且，美国头20年历史中出现的杰出人物大多来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尼维斯岛，而不是马萨诸塞。因此，用一页的篇幅和一幅地图来讲述清教徒的故事，已经足够了。

随后，史前学家站出来了。他们以恐龙的名义质问我，这是史前期专家的质问：为什么没有给神奇的科洛马努人进行更多的描述？因为早在10万年前，他们就已经创造了相当高级的文明了。

是的，为什么没有描写他们呢？原因很简单。我并不像某些最著名的人类学家那样对早期人类的成就那么有兴趣。卢梭和一些18世纪的哲学家创出“高贵的野蛮人”一词，他们构想了这么一群生活在创世之初的幸福境界中的人类。我们的现代科学家把这些误为我们的祖父辈所喜爱的“高贵的野蛮人”扔掉了，并开始对法兰西谷地的“优秀的野蛮人”顶礼膜拜。他们在3.5万年前结束了矮眉毛、低等的尼安德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邻居的原始野蛮的生活方式，还向我们展示了克罗马农人的绘画和雕刻的作品。因此，我们在他们面前必须极尽溢美之词。

拓荒者

我并不是说科学家的研究有什么错误。可我认为，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还非常肤浅，要想精确描述早期的欧洲社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宁愿闭口不谈某些事情也比瞎编乱造好得多。

另外还有一些批评者，他们直言不讳地指责我在叙述中的不公平。为什么我不提爱尔兰、保加利亚、暹罗（泰国的旧称），却硬把荷兰、冰岛、瑞士这样的国家拉进来？我的回答是本人并没有将哪个国家硬拉进来，是由于当时形势的主流将它们推向了我，我根本无法将它们排除在外。为了让大家理解我的选择，请允许我申明这本历史书在选择那些主要成员时的依据。

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某个国家或个人是否倡导了推动文明发展的新思想或者进行了某些影响历史进程的活动。”这不是个人的好恶问题。凭借的完全是客观冷静、几乎是数学运算般精确的判断。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种族扮演过比蒙古人更形象化、更为独特的角色，但是从成就和知识进步的角度来说，每个民族都不输给其他民族。

亚述国王提克·皮莱萨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色彩。可对我们来说，很可能不存在他这个人。同样，荷兰共和国的历史这样吸引人，也并不是因为德·鲁伊特（17世纪荷兰海军上将）的士兵曾经在泰晤士河中垂钓过，而是因为北海边的这块弹丸小国竟成为无数纷繁复杂的逃亡人士的避难所，这些奇怪的人们在这里讨论着不受欢迎的话题，发表奇怪的看法。

全盛时期的雅典或佛罗伦萨，其人口也只不过是堪萨斯城的十分之一。可如果这两个地中海小城中只要一个不曾存在过，我们目前的文明就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密苏里河畔的繁华大都市堪萨斯城显然没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我谨此向怀安特县的好人们致以诚挚的歉意）。

由于我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请允许我讲述另一个事实。

当我们准备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必须事先弄明白他到底是外科医生、门诊医生、顺势疗法医生或者信仰疗法医生，因为我们要清楚他会从哪个角度来为我们治病。我们在为自己选择历史学家时，也该像选择医生那样谨慎。我们常常这样认为，“好呀，历史就是历史”，于是抓起一本历史书就乱读一气。可一个在苏格兰偏远落后、受严格长老会教派教养长大的作者，和一个从小就被领去听不相信任何魔鬼存在的罗伯特·英格索尔的精彩讲演的邻居，他们看待人类关系中的每一个问题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即使他们后来早就忘记了早期的教育，也不再踏足教堂或讲演厅，但是童年时代在他们身上烙下的早年的印象会一直跟随他们，在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写作中无可避免地流露出来。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曾告诉你们，我并不是没有错误的历史向导。现在本书将近尾声，我还是要重复这一点。我生长在一个老派的自由主义家庭，在这个对达尔文及其他19世纪科学先驱持宽容态度的环境中成长。我的童年生活几乎是和我的叔叔一起度过的，他收藏了16世纪伟大的法国散文作家蒙田的全部著作。因为我出生在鹿特丹，在高达市求学，不断接触到埃拉斯穆斯这位伟大的宽容者，出于某种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原因，这位“宽容”的伟大倡导者征服了并不宽容的我。后来，我发现了阿尔托·法朗士（法国小说家），而我与英语的第一次接触是偶然看到一本萨克雷的《亨利·艾司芒德》。在所有的英文作品中，这部小说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