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

“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

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觌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

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伟大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

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脰決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

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

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

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

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

其绾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