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第3/4页）
蒙古、色目群趋江南，视为乐土。【心史大义略叙“鞑人视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谋居江南之人，贸贸然来江南。”】
回回人家江南者尤多。
北人就食来江南者，亦踵相接。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内地百姓移江南已十五万户。”至元二十三年，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至元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嗣不果。
其时江南人之技巧，乃至大为北人所爱重。
至元三十年，禁江南州郡以乞养良家子转相贩鬻，及略卖平民。时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呼曰“巧儿”。其价甚贵，妇人尤甚。一人易银二、三百两。尤爱童男、童女，辗转贸易，至有易数十主者。北人得之，虑其逃遁，或以药哑其口，以火烙其足。
而江南兼并之风，仍是有加无已．有奴使多至万家者。
武宗至大二年，平章约苏上言：“江南治乎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富室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辙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乞自今有岁收粮五万石以上者，令石输二升于官，仍质一子为军。”韶如其言行之。
有田租二、三十万石者。
元典章；“田多富户，每一年有三、二十万租了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他每佃户身上要租了重的+纳的官粮轻。”
那时的江南。形成少数大地主、【蒙古、色目与汉、南人皆有。】与多数佃户的局面，而财赋则占天下之什七。【见苏天爵传。】明代籍没土豪田租，一依租额起粮。
此亦自南宋已然。如宋籍没韩陀冑及其它权幸之田，皆仍私租旧额。贾似道回买官田，亦依私租额也。
天下的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邱睿大学衍义补。】而苏州尤甚。
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
苏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
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干章、太尉等官，皆出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徧于平江。明初遂按其租簿没入之。
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一石。诏减什三，犹为七斗。
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粮重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嘉靖以后，官田、民田，通为一则。长洲亩科三斗七升，太仓亩科二斗九升，小民遂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英宗时，松江积荒田四千七百余顷，皆因重额，久废不耕，而税加于见户。
以苏州田赋与唐代租庸调制相较，其差至四、五十倍。
吴中亩甚窄，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中。亩收多不能至三石，少不过一石余。私租者重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以一亩租一石计之，唐租一百亩仅二石，是相差五十倍也。【又按；集姑苏岁纳苗米三四十万斛，较之明代额差十倍矣。范仲淹即南宋以东南支军国之费，其正赋亦只有明末五之一。】
稍次于苏州者则为松江。
宋代征于苏州者，夏税科钱。秋粮科米，约其税额，共计不过三十余万。松江科亦同于苏州，共计岁输不过二十余万。其后因行公田，赋法杂乱。元初仍宋旧，延佑中增定赋额，苏州征至八十余万，松江征至七十余万。
元末张士诚取民无艺，苏州增至一百万，松江亦于旧额有加。洪武初，怒苏民附张，取豪族所收佃户租入私簿付有司，令如数定田税，遂一时骤加，有一亩征粮七斗以上者。自此苏州多至三百万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余万石。民困弗堪，连岁逋负。
洪武十三年命稍减其额，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如旧。建文二年下诏：“苏、松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如此则百亩十石较唐尚四倍。
永乐夺位，尽革建文之政，苏、松复罹重赋之厄。宣德、正统间，特遣侍郎周忱巡抚其地，苏州得减秋粮七十余万石，松江得减秋粮三十余万石。然十轻二、三，较他处相去犹若天渊。主计者但曰“东南财赋之乡，减之则国用不足”。自万历迄明末，惟有不时额外浮增，无复宽省。然民之实完于官者，亦岁不过十之五、六。苏、松有司，终明世完及七分者即为上考。【又按；明洪武二十六年制，凡户部官吏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
此种赋税不均，直到清代因仍不革。
清代赋税，一依明万历原额，定限考成，并责十分全完。就康熙初年言，直隶钱粮每年共九十二万余两，福建、湖广共一百二十余万两。广西仅六万余两，而苏州一府，每年共银一百一十八万余两，尚有米、麦、豆一百五万余石。松江一府，钱粮每年共银六十三万余两，米四十三万余石。常州、镇江两府，每年银、米亦不下数十万。一府钱粮之数，可比于一省。苏州一府不过一州七县，松、常、镇三府属县亦寥寥无几，每县钱粮多者数十万，少者不下十数万。【同治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朔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则比昆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遂不平也。”】
唐中叶以前北方的财富，到明代已全转移到南方来。但是明代南方民众的生活，却较之唐中叶以前的北方民众苦得多。
周忱论苏、松民户七弊：“一、大户包荫，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荡，四、军囚牵引，五、屯营隐占，六、邻境藏匿，七、僧道招诱。”太仓一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至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覆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余皆逃绝虚报之数。可见江南民生之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