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狐仙”、“长仙”之类为主流的“四大门”信仰，可以说是汉族民俗宗教的一种形态，或许还是其典型的形态之一。本文的研究说明，“四大门”之类的信仰是在汉文化深厚及悠远的背景之下生长及成熟起来的，同时还应指出的是，乡民社会的人们具有将各种来源不同甚或不同属性的要素缀合起来，以便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里建构出民俗宗教的能力。
据日本学者赤松智诚和泉靖一早年的调查(75)，赫哲族的萨满在治病跳神时所请的神，主要就有“胡仙”、“黄仙”和“蟒仙”等。此外也有证据表明，在满族及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萨满教文化里，可能也渗进了类似“四大门”信仰的一些因素。尽管“四大门”信仰的确具有萨满教的一些属性，但若仔细分析，集中在中国北方各地的以信奉“狐仙”、“黄仙”或“长仙”等为典型特征的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形态却也自有其流脉传承，其与所谓“巫傩文化”和“萨满文化”两个谱系(76)的关联，尚有很多不大清楚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诸如清宣统三年石印本的《西安县志略》、1919年龙江印刷局铅印本《龙城旧闻》、1920年铅印本《瑷珲县志》、1920年哈尔滨铅印本《呼兰县志》、1931年铅印本《义县志》、1933年黑龙江通志局铅印本《黑龙江志稿》及1934年铅印本《庄河县志》、1948年铅印本《海龙县志》等等，我们从众多地方志的片段记载来看，“四大门”或“五大仙”之类的信仰，确实曾与各地的萨满教传承发生过密切的糅合及深刻的互渗关系。在这些志书所反映的各个地方，既有信奉“胡大太爷”、“胡三太爷”、“黄三太爷”，将其供于家中的情形；又有“神之所托”，多为狐、黄、白、柳、虺五种的情形；还有将大仙的种类扩及“水獭”、“狼”、“龟”等其他野生动物的情形。既有汉族式的“烧太平香”，又有满族式的“跳太平神”，还有以三月三日及九月九日(77)为期的“跳神会”或“大神节”。对于所有这些不尽相同的体现，我们既应在各自地域的生活世界中予以理解，也可以像本文也试图展示的那样，将其在历史性的考察和地域研究的比较中予以把握。(78)
“四大门”之类的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经常会被指斥为“迷信”与“淫祀”，“知识阶级”不信，“巡警不时捕治”（1921年石印本《凤城县志》），尽管如此，它们“暗中仍属不少，乡间尤多”（1926年铅印本《双城县志》），这说明此类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乃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存及变通能力。差不多在绵延断续地时隔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今天，我们仍可发现其蛛丝马迹，在个别地方甚或还能见到其较为完整的形态或体系。回顾历史，环视现实，研究“四大门”之类民俗宗教的课题，其学术及实践的价值确实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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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题“四大门：北方民众生活里的几种灵异动物”，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ISA）工作论文（2000.006）；后作为与会论文提交给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田野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2月18日，广州），并收入王建新、刘昭瑞编《地域社会与信仰习俗——立足田野的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23—353页。(2) 这批论文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3) 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辑，1948年，第92—102页。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第261—262页。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1—252页。(4) 李慰祖：《四大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年。(5) 周星：《人类学者的“知识”与访谈对象的“知识”》，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9—287页。(6) 顾颉刚编：《妙峰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印行，1928年。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7) 吕威：《民国时期的妙峰山民俗研究》，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8) 周星：《汉族民俗文化中的谐音象征》，《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9) 李慰祖：《四大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年。(10) 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第483页。(11) 李慰祖：《北京附近四大门的礼仪》，辅仁大学Museum of Oriental Ethnology：Folklore Studies，Vol. 7，1948年。(12) 胡堃：《中国古代狐信仰源流考》，《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山民：《狐鼬崇拜初探》，《民间文学论坛》1993第2期。山民：《狐狸信仰形成的文化背景与表现》，《中国民间文化》1994年第4期。(13) 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84页。董晓萍：《民俗学导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44页。乔润令：《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08页。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十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2—353页。(14)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60页。葛承雍：《中国传统风俗与现代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页。高占祥主编：《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175—188页。(15) 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9—62页。(16) 孟慧英：《萨满教的精灵世界》，《民族艺术》1999年第2期。(17) 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413—414、444—445、470—475页。(18) 新凤霞：《新凤霞回忆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324页。(19) 渡边欣雄著、周星译：《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5页。(20) 常人春：《老北京风情记趣》，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08—110页。(21) 爱伯哈德·W. 著、陈建宪译：《中国文化象征词典》，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22—123页。(22) 詹姆森·R. D. 著、田小杭等译：《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