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第2/3页）

日本军队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周的时间里，区区2万名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东北三省横行，面对不抵抗的东北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30多个城市。

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就此沦陷。

1936年，已经被逼入绝境的张学良不惜搞出“西安事变”来证明自己的抗日决心，但在1931年，手握一把好牌的少帅，就这样毫不心疼地把自己老爸张作霖一辈子辛苦打造的基业，轻松败光。

张学良为什么当时选择不抵抗？后来接受华人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采访时，他给出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1] ，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

当然，那时候也有不少人说，“不抵抗”的罪名，不应该张学良一个人来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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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蒋介石的脸上神色淡定。

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9月18日的晚上，蒋介石正在开往江西南昌的“永绥”号军舰上。事变的消息，是蒋介石9月19日军舰抵达湖口后才知道的。

当时，蒋介石立刻给张学良拍去了一封电报：“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从电文可知，蒋介石完全不清楚东北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希望张学良要辟谣“是中国军队拆毁铁路”的说法。

所以，说“九一八事变”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抵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蒋介石有没有告诫过张学良“不要冲动”？有，但是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当时确实给过张学良明确指示：避免冲突，不要给日本人任何把柄。

只是，张学良把这句话“升华”了。日本人都主动发动进攻了，他却依旧要“避免冲突”——人家还需要你什么把柄吗？

事情发展到9月18日晚上这一地步，其实已经超出蒋介石的控制了。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虽然宣布“易帜”归顺中央，但东北的军事、经济、政治均高度自治，蒋介石最多只能有个“建议权”。这一点，从1931年12月锦州的丢失就能看得出来——12月，日军主力开始围攻东北的锦州，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多次致电张学良，于公于私，都希望他能积极防守，但张学良最终选择了撤退。

所以，张学良晚年在自己的口述历史中也承认得很坦诚：“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但蒋介石同时又是矛盾的。

9月18日，蒋介石所乘的“永绥”号军舰之所以开往南昌，是因为蒋介石要亲自坐镇江西，“围剿”红军。

就在“九一八事变”七个月前，蒋介石刚刚调集30万大军，对共产党的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在《告全国将士书》中表示：“赤祸是中国最大的祸患！”

所以，即便到了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的内容，不是如何收复东北，而是那句大家后来都知道的“攘外必先安内”。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了中日必有一战，但他也明白，面对强大的日本，当时的中国是有多孱弱。所以他选择一拖再拖，能拖就拖，首先要“把家里打扫干净”。

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有所不同，但蒋介石和张学良在1931年9月18日前后，对日本人采取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个字：

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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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中国人如果不忍让，究竟会怎样？

按照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估计，日本人会就此找到借口，不断增兵，最后全面入侵中国。

那么忍让了，又产生了什么结果呢？

1932年，日本人“请”出了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企图坐实侵吞中国东北的事实。

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省，并攻击长城各个隘口。《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中国军队被规定只能待在长城以南，等于变相承认不会去收复沦陷的热河省和东北三省。

1934年，日本指使伪满洲国成为“满洲帝国”。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宋哲元等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1月25日，策动殷汝耕等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政府。

1936年，日本和伪冀察政委会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驻冀察两省。同年，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反而觉得自己“忍让”了六年的日本，终于开始全面侵华。

面对一头注定要作恶的狼，你的忍让，只是给了它磨牙的时间罢了。

馒头说

在1931之后，自张学良以下，东北军，甚至东北人，似乎都和“不抵抗”三个字扯上了关系。

但事实上，即便是成为沦陷区，东北人也从没有选择放弃，辽宁义勇军、吉林义勇军、黑龙江抗日救国义勇军等纷纷成立，最后会合成了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三省是第一片沦陷的中国国土，也是对抗日本入侵时间最长的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值得记住的名字。

有八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女战士，在被关东军包围后，手挽手走向了即将冰封的乌斯浑河，全部牺牲——她们叫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她们的故事，就是后来被人传颂的“八女投江”。

有一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团政委，在被捕后饱受关东军令人发指的酷刑，却坚决一字不吐，最后慷慨就义，她的名字叫赵一曼。

还有一个抗联的总指挥，在被叛徒出卖后誓死不降，牺牲后被关东军解剖胃部，发现里面是一些棉絮、树皮和一些连牛都不吃的草根。他的名字叫杨靖宇（杨靖宇的故事，参见本书收录的《他没有军衔，但人人称他“将军”》）。

还有太多太多的东北抗日志士，无论国共，都没有留下名字。他们被关东军逮捕后，受尽酷刑，英勇就义，头颅被高高悬挂在城市的电线杆上。但第二天，还是会有日本士兵被神秘杀死，尸体直接横在马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