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元新政 宋璟当国（第2/2页）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操作。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26]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27]

[16]见两《唐书》之卢怀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8]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五月条。

[19]见《贞观政要》卷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六月条。

[20]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唐太宗的许多公开举止都带有表演性质，吃蝗虫即其一例。

[21]见两《唐书》之姚崇传，《新唐书·齐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3]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宋璟传。

[24]详见《新唐书·宋璟传》。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五年九月条。

[27]请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