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代 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 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

晋武帝大惊失色:这也太过分了吧?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陛下还不如他们。

晋武帝只好解嘲说:他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直臣。[21]

刘毅说的是实话。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这样描述说: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中充满奔走之士,朝廷里不见让贤之人。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目标:一是名,二是利。[22]

高级士族如此,寒门庶族亦然。

比如贾充。

贾充就是导致“八王之乱”的那位贾皇后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则是贾逵。贾逵是坚决捍卫曹魏政权的。当时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懿就是因为梦见贾逵变成了厉鬼,才吓得一命呜呼,可见贾逵立场之坚定,之鲜明。[23]

然而贾充却成为司马家族的帮凶,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里。当时曹髦因为不满大权旁落,率领亲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并无一人胆敢上前。贾充却大喝一声说:相公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在此时吗?

于是曹髦被杀。

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无论儒家伦理和帝国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当司马昭召集会议讨论善后时,大臣陈泰就明确表示:只有腰斩贾充,或许还能平息民愤。

司马昭问:还有第二方案吗?

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24]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25]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26]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27]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28]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