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价值观 非病不可

中华文明早该大病一场。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样。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哪种文明能够一成不变地长久维持良好状态,正如没有谁能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会开始糜烂,从成熟走向烂熟,从鼎盛走向衰亡。这时,命运和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这就像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

这当然有道理。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就说周顗(读如义)。

周顗也是魏晋名士,名士的派头和毛病一点不少,比如啸、饮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难时,曾经得到过王敦的帮助,跟王导的关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导枕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无物,但像你这样的能装几百个。[34]

然而王敦兵变时,周顗却坚决维护中央政府,与王敦交战阵前。战败后又奉命出使王营,与王敦当面交涉。

王敦问:你为什么辜负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车冒犯朝廷,下官很惭愧地率领六军出战,没想到王师不能振作,因此辜负了大人。

王敦又问:近来作战还有余力吗?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余?

王敦听了当然咬牙切齿,于是有人劝周顗逃亡。周顗却说: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苟且偷生?结果周顗被王敦杀害。死前,周顗大骂王敦乱臣贼子。奉命前来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鲜血一直流到脚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观者无不泪流满面。[35]

于是,王彬站了出来。

王彬是王导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虽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却仍然满怀敬意,不顾王敦的淫威到周顗灵前痛哭一场,然后去见王敦。[36]

王敦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王彬说:刚刚哭过伯仁(周顗字)。

王敦说:他自己找死,再说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声回答:伯仁忠厚长者,又是您的亲友,无辜被害谁不悲伤!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要祸及满门。我们王家麻烦大了!

王彬说得声泪俱下,王敦听了暴跳如雷。他说: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谬,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旁边的王导赶快打圆场,劝王彬下拜谢罪。

王彬说:脚疼,跪不下来。

王敦说:下跪和砍脑袋,哪个更疼?

王彬却不理不睬,毫无惧色。[37]

这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现,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在儒家伦理就叫气节,可见魏晋风度跟儒家伦理未必冲突,甚至还有相通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重,也让人敬畏。实际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见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38]

儒家思想恰恰能够培养这种精神。事实上,儒学对汉文明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核心价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否需要和可以继承,自然不妨从长计议。不过在当时,却无疑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稳定。

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

魏晋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礼教也罢,谁都不是老大,谁都没有权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十一岁的孝武帝继位,到日暮时分仍不举丧。身边人说:皇上,依礼该哭了。孝武帝却说:想哭就哭,哪能规定时间?[39]

礼崩乐坏啊!

崩坏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学的独尊自有原因。事实上,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岂非可以不要?

当然。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就不会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就不需要。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一旦失去,就会人心涣散,国家分裂,变成一盘散沙。

三国和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便是证明。

然而有此一劫,却该额手称庆。因为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否则区区一董卓,又岂能让好端端的大汉王朝土崩瓦解?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