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前几日,我乘公共汽车去农村。农村青壮大都打工去了,沿途停车上来的多是走亲访友的蹒跚老人。这些老人乘车大都以同样奇怪的姿态:他们蜷进座位的角落,枯瘦的手紧紧锁住边上的栏杆。那几个坐在过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紧张,她们尽量把自己的身体蜷缩到最小,眼睛不安地盯在地板上,一旦有谁上下车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她们都毫无必要地颤颤巍巍地把小脚盘起来让路,人过去许久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典型神态: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之外,他们永远是紧张的、怯懦的,似乎周围充满不可测的危险。

我想起了作家关仁山讲过的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河北滦县进行扫荡。他们把一个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来,叫他们挖一个大坑。村民们知道这个坑是用来埋葬自己的,然而还是一锹一镐,认认真真地挖好了这个坑。然后,三百多人全部被枪杀,埋在这个坑里。

抗日战争过去六十多年了,我们在电视上还是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一个歹徒,两天之内,仅凭手里的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就能在长途客车上,当着大家的面连续强奸几个女孩,全车乘客,包括其中一个女孩的亲哥哥,都一言不发。

汉语里有一个独特的词——“顺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的语言里有。那些农村老太太的神态,就是“顺民神态”。这种“顺民神态”告诉你,他们准备在任何公权力、暴力和不合理现象面前低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顺从,而不是反抗。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顺民性格”?

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政治文化。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和利益,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传统与现代,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从表面上看,或者用一句学术术语,从“器物层面”上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全面西化了。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在“文化大革命”把“四旧”破坏殆尽的基础上,我们再以现代化的名义,扫荡掉古老民居,建起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但是,这仅仅是表象。改造一座城市远比改变一个头脑容易。请问,我们那些坐奥迪、用笔记本电脑的官员,他们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的方式,和明清那些坐八抬大轿的官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我们那些施用化肥、使用含激素饲料、每天晚上在电视前兴高采烈地看《康熙王朝》的农民父兄,在政府、权力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有什么不同吗?

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这种错综复杂,不但让外国人迷惑,也让中国人眩晕。世界诸重要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为崎岖曲折,多次重复缴纳高昂的学费,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断跌倒。西方国家的事物移植到中国,似乎逃不了被染上“中国特色”的命运。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人与中国人的面对面斗争中,成功者无一不是更“中国”的人。在晚清,慈禧太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斗争中,那个深懂中国权力运作机要的老太太胜了。在民国初,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被土生土长的官僚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打败了。

因此,认识清楚古老中国的内核,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做的。这是我们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