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七章 不可再现的魏晋风流

不仅汉代人刚劲慷慨，事实上，从汉代到唐代，中国人身上一直保持着尚武、通达、开放的雄性气质。

这种精神面貌是由社会结构背景决定的：从汉代到唐代，中国是“士族社会”，这种社会与先秦贵族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秦始皇结束了贵族社会，虽然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建立的王朝，但是强大的历史惯性决定汉代还不能一步跨入平民社会。

秦始皇的制度设计，是把社会变成一盘散沙，以方便皇权从社会上毫无障碍和最大限度地汲取膏血。因此，秦始皇全力打击贵族、打击大户，建立平民社会。他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老百姓家里只要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就必须分家，以此使富家大族迅速原子化。他不再任用贵族当官，而是训练大批“技术型官员”，并且将其任免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他的目的很简单：要扫平皇权与底层社会之间的一切障碍，把皇权扩张到每一个细胞，每个人都平等地成为皇帝的奴隶。

然而，贵族社会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皇权的扩张有其必然的规律，即使是再恐怖的癌细胞，也不可能一夜之间蔓延到全身。秦始皇背离传统的高速急转弯，终于导致秦朝的翻车。汉代以后的历朝皇帝吸取秦代经验，不得不从法家激进主义立场上，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到先秦社会传统。

“贵族社会”借尸还魂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汉代发明的“荐举制”。所谓“荐举制”，也就是由地方官推荐地方上的人才来当官。在无法进行大规模考试的背景下，官员们在“察举”人才时，自然首先会在自己更熟悉的上层社会，甚至是同僚朋友之家寻找发现人才。因此王符在《潜夫论·交际篇》说，东汉末年“贡荐则必阀阅为前”，也就是说，推荐人才，总是以名门大族为先。仲长统也说：“天下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说明当时选拔官员先看其门第，已经形成一种惯例。底层社会的人才，除非特别杰出，声名远扬，否则很难进人地方官的视野。因此“荐举制”的结果必然造成官位基本被上层社会垄断。

所以尽管汉代特别是西汉不乏布衣之士以儒学入仕的个案，但是高级官员大多数都出身世家大族。《汉书》《后汉书》及主要汉碑中现在所能找到的两汉“孝廉”（就是被地方官推荐的人）之中，能确定其出身的一共184人，其中出身于官员贵族之家的128人，出身于地方豪强大地主之家的11人，两者相加，所占比例高达75%以上。

到三国时曹丕制定“九品中正制”后，士族子弟凭借高贵的门第，可以“世仕州郡”，几乎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世袭制度。直到唐朝中期，士族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张泽咸说：“杨坚代周，只打击了北周统治者宇文氏家族，对于关中士族以及齐、陈境内的河北、山东与江南的士族很少创伤。著名头等大族崔、卢、李、郑、王等姓在隋代仍是声势显赫。”因此唐代门阀观念依然盛行，比如李世民就有着浓厚的“门阀”情结，他即位之后，曾命高士廉修订《氏族志》，重新排列士族等级。虽然隋代就发明了科举制，但科举直到宋代才成为最主要的选官方式。唐代289年间，进士及第年平均只有22名。唐代士族仍然在社会上具有排他性、世袭性的优势，依然“官有世胄，谱有世官”。

因此，从汉到唐，中国社会兼具“平民社会”和“贵族社会”的双重面貌：一方面，中国是专制集权的郡县制国家，从体制上来讲，官位都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贵族继承。但另一方面，“荐举制”导致在皇帝和平民之间，又恢复了一个类似贵族的稳定而强大的“士族”阶层。“门第”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标准，虽然高级官位不再世袭，但却由上层社会垄断。因此，从汉代到唐代，中国社会可以称为“半贵族社会”或者“士族社会”。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下层社会中的人才除非极为突出，否则无法跻身上层社会。下层文化因此也就无法侵蚀到社会上层，类似于贵族文化的“士族文化”就在这种上下隔离的半封闭状态中发育成熟。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贵族传统在郡县官僚制的外壳下一定程度上悄悄复苏。

对于“世袭”，我们一直持批判态度。其实在科举制成熟以前，这种世袭也有其必然性。

在科举制兴起以前，底层社会的教育很不普及，教育资源基本上都被上层社会所垄断。只有上层社会才能提供完整、良好的教育。曾经有大臣问魏孝文帝，为什么选官时那么重视门第，孝文帝回答说：“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也就是说，“君子之门”子弟即使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才能，但是长期受家族的教育和熏陶，通经史、习礼仪、熟悉典章制度，当起官来更有优势。

和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士族社会中，选拔人才，靠的主要不是官员政客的权力交易，而是家族声望。一个家族的文化积累和门风传统，是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标准。比如“（魏元）帝欲以（荀）组为司徒，以问太常贺循。循曰：‘组旧望清重，忠勤显著，迁训五品，实允众望。’于是拜组为司徒。”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旧望清重，此人又忠勤显著，这两点决定他应该被委以重任。

个人的前途建立在家族名望的基础之上。因此，各大家族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文化积累和文化名望的竞争。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许多门第之家绵延百世，背后支撑的是学术的力量：“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确实，从汉末到东晋初年，那些单纯凭权力和财富而能世代沿续的大姓门第不多。经历动荡而留存下来的家族，基本都是凭名望服众的士族。许多教育传统良好的士族之家累世相传，根深叶茂。比如颍川钟氏从汉代的钟繇到唐朝中叶500年间，世系不断，几乎每代都有官宦。

这种情况导致世家大族对教育无不极其重视，为保持自己的文化优势无不殚精竭虑。士族为了传承家族精神，制定了林林总总的家诫、家训、门律、门范、素范，家长辞世，也往往留有遗言、遗令、遗命。南北朝集大成的《颜氏家训》一书，就是士族家族教育的经典。王伊同在《五朝门第》中说：“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处事，有以见异”，“巨宗重臣，咸有训诫”。这些世家大族的文化积淀和教育水平，确实不是一般人家能比拟的。新起的家族门风教养与旧门也就是历史久远的家族相比一目了然。《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东晋时，谢奕、谢安的弟弟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虽然谢氏在东晋已经是一流高门，但因门第晚出，仍然会被旧门阮氏公然蔑视。人们对门第的重视和对暴发户的蔑视，无非就是因为其文化根基、家风和教养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