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9页）

“所谓命运，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时空概念。命者，说是由上苍所决定，其实是出自于父母。在你由各自独立的卵子与精子组合成生命胚胎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你生在哪方水土的何等人家，智商、情商乃至道德、人品、性格之类也大体成型，你无权选择城乡、父母、兄弟姐妹，也无法摆脱遗传基因强加于你的信息密码，这便是命。而运则又不一样。在你的一生中，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有的属于必然，有的则事出偶然；或者，你经常会面临纷繁复杂的人生选择，有单项也有多项，有三岔路口也有十字路口；又或者，你在生命的某一时段很顺利，另一时段则很曲折，恰恰你在这些时候做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选择……这就是运。命的经线与运的纬线相互穿梭交织，便组成了人的一生，也即命运。就某一个人来说，其命与运也许是一种无序组合，可是将很多人的命运归总起来，分别不同类型作定量与定性分析，便不难发现其中蕴藏的规律。这种规律，有时会写在你的脸形、耳廓、掌纹这些外部特征上，有时则与你出生的年份、日月、时辰密切相关。相面、测字、算卦其实是在解读这些生命的信息与密码，与愚昧并无关系。”

这段文字，是冯开岭于某次无聊会议上，坐在主席台上一挥而就，曾经交与黄一平抄录下来。其时，大家都看见他在那里奋笔疾书，只以为是在认真记录。黄一平抄录、阅读之后，啧啧称颂之余，曾经建议化名投寄报刊，被冯开岭制止，告诫说：“游戏之言，万勿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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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说什么见什么，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冯开岭说眼皮跳得厉害的第二天，还真是跳来了一颗灾星。

那天夜里，黄一平正在办公室加班赶写一份材料，忽然接到规划局长于海东的电话，开口就说有十万火急的大事，必须马上相见。

黄一平一看时间，已经将近十二点，马上问：“什么事这么急？”

“是凤凰小区的事，电话里讲不清楚。”听得出，于海东的喘息声非常粗重，语气相当焦躁。

于是，双方约定，一刻钟后在于海东办公室面谈。

初秋了，风已经有些凉意。白日里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此时已渐渐趋于冷清。昏黄的灯光下，偶或被风吹起的梧桐树叶，打着旋儿在空中漫舞，又随风被抛到马路上，不时有过往车轮辗过，那碎裂的响声便显得分外孤寂与刺耳。

黄一平坐在出租车里，想起那个凤凰小区的事，竟然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别的地方出事还好说，独独凤凰小区不能出事，否则受到牵连的会是好几个人，从省委组织部的年处长到冯市长，最终肯定也会殃及到他本人的命运。

凤凰小区位于阳城市区东郊，那里原来是交通局下属的水泥制品厂厂区。大约是两年前的春天吧，黄一平陪同冯市长在省城看望年处长，中午在省委小食堂吃饭。分手的时候，年处长好像突然想起，说：“我有个亲戚最近在阳城搞投资，相中一块什么地，具体我也说不清楚，估计有些小麻烦吧。”

“小事一桩，让他直接找我，或者找黄秘书办。你亲戚来阳城投资那是对我们的支持，有麻烦是我们服务不到位嘛。”冯开岭没有任何停顿，立即很轻松地表态道。

“那是那是，这点小事就不要冯市长亲自过问了，让他来找我吧，我会处理得让领导满意。”黄一平接着冯市长的话，赶紧表态。

其实，就在年处长说那件事的时候，细心的黄一平还是敏感地抓住了冯市长眼神里一丝不易觉察的诧异，以及腮部肌肉细微的不规则抽动。他知道，这是冯市长内心暗暗吃惊的表现，只是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或者稍纵即逝罢了。如今，两年时间过去了，当时年处长托付的这件事果然出了问题，黄一平才彻底明白，冯市长当时的惊讶确是有所预见。也许当时冯开岭就已经猜到，年处长那个看似不经意提出的小事，绝对不真是一般的小事，而恰恰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在那样的场合，面对年处长这种特殊的身份，就是有再大的麻烦，他也只能装做轻松的姿态。当然，令冯开岭没想到的是，自己下意识的神态变化，居然让秘书黄一平逮了个正着。

跟在领导身边多年，黄一平也渐渐摸准了一个门道，像年处长这种处于权力核心层的人，为人处事素来深藏不露，表面看上去相当谨慎低调，可不等于他就不懂得利用手中的权力。当今社会，任何职权只有在利用中才能显示出威力，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用方式罢了。这就像同样是食肉动物，豺狼虎豹猫狗蛇鼠的吃相和品位大不相同，有的专挑势均力敌生长于野外的大家伙下手，有的则不拘小鱼小虾青蛙蛤蟆，有的非活蹦乱跳的不吃，还有的却专挑腐烂变质了的残剩之物。身为省委组织部市县干部处处长，又即将提拔为副部长，年处长当然不是那种拣到盘子里都是菜的三流货色。不错，他和你冯开岭是有同学之谊，这么多年相处下来关系也如同兄弟一般，可即使是亲兄弟亲父子，除了血缘关系，也还有某种利益上的相互牵扯。平常，年处长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冯开岭经常来省城出差，时常也会带着邝明达、郑小光这样的大款，但年处长从来不让他们请客，而是由他安排在省委食堂吃工作餐。逢年过节，冯开岭免不了会上门拜望，烟酒茶加上阳城土特产品总要带一点，年处长始终把握一个原则——现钞、购物卡、金银首饰之类的重礼不收，同时也会顺便从家里拿些烟、酒、茶之类的物品回赠。另外，在年处长来阳城公干或开会，相遇在一些公开场合，两人尽量不显示亲热状。年处长曾经自我解释：“我这做组织工作的，本身就令人瞩目，自己更加要注意严格要求，低调行事。”在黄一平的记忆中，这么多年来，只有冯开岭时常求助年处长关照，还从来没有见到年处长有事求过冯市长。因此，一旦年处长有事相托，冯市长当时表情的变化，黄一平并不能准确解读，甚至相当迷惑。之后，当冯市长将年处长所托之事，再转交于他来办理时，黄一平则完全抱着一副竭尽全力的态度。他觉得，帮了年处长的亲戚，既是在为冯市长还一个天大的人情，也是在为冯市长自己的未来作铺垫，没有理由不用足力气。

从省城回来不几天，果然就有一个什么大江房地产公司的陈总找来，说是年处长的亲戚。按照冯市长的吩咐，黄一平以最高规格接待了陈总。原来，陈总相中的那块地虽然不大，却是一块肥肉——占地大约五十多亩的原水泥制品厂，地处东郊高档社区附近，两年前工厂倒闭后，职工大多由局里内部消化，且无任何搬迁安置任务，不仅市里已经有好几家开发商看中，而且交通局自己也想开发利用。更为棘手的是，那块地当时是工业用地，如果变更成商业用地还需很多麻烦的手续，另外也要付出不菲的费用。事情这样复杂，当然不是黄一平所能够摆平，只好马上报告给冯市长。大概两三天后，根据冯开岭的旨意，黄一平把陈总领到邝明达那儿，商定了一个暗度陈仓式的操作办法——那块地先以明达集团的名义以低价拿下，为了避免动静过大或被别人抢走，不走公开拍卖程序，而是通过内部简易程序象征性交了点费用，做了由工业用地转商业用地的变更手续，直到把整套批文全部交到陈总手上。事后听邝明达悄悄抱怨说：“明达公司为了办这些手续，前后花费了几十万元冤枉钱。”黄一平听了也只好一笑置之，心想你冤枉钱又不花在我身上，有胆子向冯市长、年处长他们发牢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