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2/9页）

“既然毛处长与洪书记关系特殊，那么他与张大龙私交如何？”黄一平问。

“毛处长与张大龙没有什么交情，据说印象也不是太好，主要是张在省城阳城籍老人那里总体口碑不佳。”冯市长说。

“哦，那就好。”黄一平不禁松了一口气。

“到毛处长跟前，知道话怎么说吗？”冯市长问。

“知道了。”黄一平嘴上这么答，心里却也不是十分把握，就当场将说辞演示一遍，特别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做了预案。冯市长听了，表示满意。

“这次给毛处长带点什么东西呢？”黄一平问。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直接找邝明达拿。至于印厅长那儿，你熟悉他的情况，一切由你具体操办，所需费用也找邝明达报销。”冯市长说。

黄一平点点头，表示领会。

“记住，凡事点到为止，过犹不及。老同志们身经百战，见识过的大场面多，千万别把戏演过了。还有，在省里不要张扬，遇到熟人尽量躲开。”冯市长再三叮嘱。

冯市长的这一番推心置腹之语，让黄一平感动不已。他想，官做到冯市长这种级别，有时也很难，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身边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能说点心里话的人却很少，说到底还是高处不胜寒哪。

如此说来，黄一平此次省城送礼之行，责任相当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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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黄一平对于这种庸俗的送礼陋习，极其反感甚至厌恶。

记得很小的时候，常听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家议论，村里某某人家由于给村支书送了一只母鸡，竟然就多领了好多救济粮、款，或者分得了一块户户眼红的良田。那口气，就像得好处者不是给别人送了母鸡，而是偷了别人家的母鸡。后来读小学、中学，父母亲督促子女们认真学习的警诫之语，就是时不时威胁说：“要是不好好读书，就得像庄东的王小二，把家里准备砌房子的钱拿出来送礼，才被村里推荐到乡办砖厂上班。”其实，那个王小二不过是砖厂里一个普通装卸工，完全凭苦力挣钱，可是让黄一平父母这么一说，就像他挣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钱。总之，在黄一平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播下仇恨送礼的种子。

在N大读书那四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一流，一手现代诗做得行云流水，在学生会副主席、诗刊副主编等多个岗位上也非常卖力，加入党组织本来应该板上钉钉，可班上仅有的最后一个名额，却让一位经常往总支书记家拎板鸭的同学抢了。等到毕业时，包括方教授在内的几个老师都极力举荐他留校，按照考试成绩也是非他莫属，最后还是被另一个同学鸠占鹊窠。据说，那个成绩平平、表现一般的同学，家里开着工厂，其父用卡车往学校领导宿舍区送礼，近乎于南方上门推销产品惯用的一个形容词——“洗楼”。后来分配回到阳城，按N大的名气与黄一平个人实力，怎么说也应该分在省属阳城中学，不料半途又遭遇暗算，竟被发配到城郊结合部的三流学校五中，直到借调局里才知道，又是落败于送礼那一套。经过如此重重打击，黄一平对送礼一度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声称此生绝不染指。

“不会送礼的秘书，不是个好秘书。”冯市长说这话时，黄一平刚跟冯市长不久，那时恰好临近元旦、春节。乍闻此言，黄一平相当吃惊。他不明白，做好秘书与会送礼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

当然，冯市长话里的意思，绝不是暗示黄一平给他送礼，而是他需要黄一平明白送礼的重要与必要，以便日后随同他送礼时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甚至有些礼还必须由黄一平代他出面。

跟在冯市长后边这么多年，黄一平几乎从来没有给他送过礼，甚至反过来还收了市长不少礼物。记得刚做冯市长秘书时，汪若虹提醒丈夫，恐怕要给冯市长送点礼，却遭到黄一平的坚决反对：“我是和他一起工作，又不是求他恩赐，送什么礼？”

“礼是肯定要送的，现在不要说当官的，就是稍微有点权势的人，哪个不收礼？”汪若虹毕竟在医院工作，看多了医生收红包，自己也跟着尝点小甜头。对送与不送的效果反差，她有切身感受。

“估计送也是白送。”黄一平觉得，冯市长肯定不会收他的礼，说不上具体理由，只是有此感觉。

最后，黄一平还是依了妻子，两人上街给冯市长夫妇各买了二斤进口毛线，花掉两千多块钱，相当于全家三个月的生活费。结果，冯市长果然不肯收，还让朱洁拿出不少食品之类的东西送给他们。黄一平和汪若虹当时很尴尬，冯市长却宽慰道：“你们以后不要给我送东西了，小黄跟在我后边工作，会比较辛苦，我应当感谢你们才是。”朱洁也帮腔说：“我们条件比你们好，家里也不需要什么，以后大家就当一家人相处吧。”从那以后，黄一平就再也没给冯市长送过礼，倒是冯市长逢年过节总要顺便给他些东西，虽然大多是鱼肉禽蛋之类的鲜货，但终归是领导反过来给他送了礼。

起初，冯开岭也看出黄一平对送礼的抗拒。别的事情可以勉强，这种事却不行。于是，采取了迂回战术，渐而进之。

“一平啊，你当初在N大读过四年历史，现在我倒要考考你，这送礼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讲究？”第一次陪同冯市长送礼归来，闲聊时，冯市长如此发问。

“送礼之风，自远古即已有之，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常识性问题，自然难不倒黄一平。既然是无事闲聊，又是冯开岭出题，他正好借机显示一番N大的史学功夫——古人一向崇尚“非礼勿施”、“礼多不怪”，但这种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礼仪，渐渐被金钱物质之礼所替代，且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抑制送礼贿赂恶习，不惜苛刑重典，包括剥皮抽筋之类的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可始终无法根治这一顽症。到清一朝，送礼不仅常见于官员日记、信件、公文，而且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也多有记载。那时，仅仅属于法律规章许可、规定的礼数就有多种，比如，参谒上司，须备见面礼；凡遇年节，要送节礼；生辰喜庆，必致贺礼；题授保荐，当呈谢礼；升转去任，聊赠别礼。据史书披露，到康熙朝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仅上任时收到的“见面礼”就有一万多两银子，相当于四百多万元人民币。而且，那时送礼，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敬”。当时的地方干部离京时，送给朝廷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银子叫“别敬”，夏天让上司购买清凉用品的钱叫“冰敬”，冬天添置取暖用品的钱叫“炭敬”，给领导妻女的称“妆敬”，给正上学读书孩子的叫“文敬”，还有“年敬”、“节敬”等等。什么样的官员一年里允许收几次礼，哪一级干部一任须送多少礼，几乎完全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皆心知肚明，且形成了某种必须遵守的规矩。凡事一旦成了规矩，事情往往一下就变得简单起来——上头不收不行，下边不送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