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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厅长一家正在吃饭，董柳一进门就说：“一波说好久没看见渺渺妹妹了，吵着要来看妹妹，我正好想着来看沈姨，就拖着池大为来了。他怕打扰马厅长，还不肯来呢。”沈姨说：“只管来就是，老马有事到书房里去做。”渺渺饭也不肯吃了，拉着一波的手要去玩。保姆把她抱回来，按在饭桌上。马厅长说：“小池今天上任了吧。”我说：“去了。”董柳说：“上任了就应该高兴，组织上信任你，多挑担子，不知他怎么就不太高兴，叫他还不肯来呢。”马厅长说：“小池他还不高兴？不会吧。”我说：“说起来都是小事。”马厅长说：“小事也跟我说说，我看有几斤几两？”我厚着脸皮把事情说了，又说：“我主要是想到以后怎么更好地开展工作，稀稀拉拉开个会，我以后就不好说话了。”马厅长笑了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我这就打个电话。”放下饭碗就去了书房，我拦也没拦住。一会儿出来说：“你明天照常去上班吧。”董柳说：“马厅长您别听大为啰嗦，烦不烦？这点小事还要您来管，那您一天到晚还有时间吃饭睡觉？”沈姨说：“那也要看谁的事。”吃过饭马厅长看新闻联播，我们就逗着孩子玩，董柳跟沈姨有讲不完的话。玩了一会儿我们就告辞了，走时渺渺喊：“一波哥哥明天再来，跟我玩。”到门口沈姨说：“小柳子你把池大为打扮得正规一点。”董柳说：“他随便惯了，一年到头就是一件夹克。”马厅长转过头来说：“以后有什么事其实可以打个电话来。”

上了公共汽车我说：“以后对马厅长我们有什么说什么，还演什么双簧？没有他看不清的事！谁的屁眼里夹着怎样的屎撅子他不知道？”董柳说：“出门时他说的那句话，让我都不好意思了。马厅长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也要诚心相对。”又说：“沈姨要我把你扮得漂亮点，你明天去买几件好衣服。”我想着沈姨的话，正规点那就是西装革履，这话有信息含量，可不是随便说的。我说：“好衣服几百上千一套，你又扯得心里疼了。”谁知她说：“明天跟董卉借三千块钱，把你从头到尾武装一下。”看来她也不是不懂要投入才有收获的道理。

第二天一早我刚进办公室，袁震海推门进来说：“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今天下午的见面会吧，下午一上班就开，扎扎实实开半个下午，开完了再去考试，你准备讲个话吧。”我说：“见见面认识认识同志们就可以了，搞那么认真干什么？”他说：“晚上吧，大家到随园宾馆去开两桌，搞几瓶啤酒，吃了喝了大家去潇洒它一家伙。你会打保龄球？”我说：“开不开会其实也无所谓，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大家认识一下也好，潇洒就不必了吧，处里那点钱也不容易。”我趁机把小金库点了一下。他说：“我们处里虽然穷，这点钱还吃不穷吧。”就这么定了。后来我才知道两年前小袁升了处长，全处的人包了一辆车，到郊区的白鹭度假村玩了两天，花了几千块钱。他什么都懂，正因为太懂了，就装作不懂，想敷衍一下算了。你精明吧，我池大为就是傻瓜？事后觉得去马厅长家一趟实在很有必要，进了这个圈子你不得不全神贯注地关注礼仪，这是给一个人定位啊，不然皇帝怎么要搞个登基仪式，为什么要臣子跪拜？形式就是实质，这实在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啊！

有了职称，又有了位子，好事要送到你鼻子底下来，不要都不行。我的工资一年里提了两次，厅里又给家里装了电话，每个月报销一百块钱电话费。想一想这一年的变化，真有一点要飘起来的感觉。老婆调动了，房子有了，职称有了，位子有了，博士读上了，工资提了，别人对我也客气了，我说话也管用了。权就是全，这话不假，不到一年，天上人间啊，再往前走半步，真的可以说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这半步的意义实在大得很，不追求不行啊。以前看着别人为了那半步绞尽脑汁，怨气冲天，哭哭啼啼，觉得非常可笑，大男人的，值得吗？轮到自己了才明白这半步的分量和含金量。人嘛，也不能说谁是野心家，进步是人人都梦想的，批判什么人说他是野心家，那实在是很可笑的。我以前一点野心没有，谁又照应过我那么一点半点？世界太现实了，圈子里尤其如此，人不可能在现实主义的世界中做一个理想主义者。鼻子底下那点东西我肯定是要的，虽然我有时又跳出去把它叫做“一堆牛屎”。人生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只能站在自己脚下这几寸土地上去想事情，而不能跳出去想，跳出去想自己什么也不是，自己鼻子底下那点东西就什么也不是。对世界来说我渺若微尘，可有可无，我什么也不是，今天就死了地球照样转，可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意义的全部，我的存在是一个最重大的事情。世界的眼光和我的眼光的反差实在太大太大了。人就是这样可悲可怜可叹。鸡每天琢磨什么？鸡从来不琢磨意义问题，它琢磨那几粒米。自己每天都在琢磨什么？像猫一样警觉，把捕捉到的每一个信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种眼神，一丝笑意等等仔细地加以分析，并力图通过这种信息钻到对方的潜意识中去。晏老师告诉我的处世之道百试不爽，对任何人，你只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设想他的态度就行了，可千万不能去虚设什么公正的立场，那些原则是在打官腔敷衍老百姓时用的。

春节之前袁震海找我商量说：“大家这一年都辛苦了，今年就多发点奖金吧。”我来了近两个月也没搞清处里小金库有多少钱，就趁机说：“不知处里还有多少存货？”他说：“存货嘛，除了厅里发的，我们每个人再发它一两万怎么样，钱留着也是个祸害。”我一听这个数字，脑袋“嗡”地响了一下，这不是工资的几倍吗？怪不得别人日子过得那么滋润，我以前都想不通。我知道每年省里搞资格考试，复习资料都是处里找人编了发下去的，没想到好处有这么大。我说：“我刚来不久，就少拿点。”他说：“你来了就是处里的人，怎么少拿？本来想元旦前就发了它的，知道你会来，我就压下来了。”我马上说：“袁处长为我想得这么细，我真的不知怎样才好。我还是拿最低的那个档次算了。”他说：“我们按惯例，下午我叫小梁取了钱，把账做好。”我想着这点钱我还不能少拿，钱发下来总有个等级，我不在中间过渡一下，他就太突出了。晚上我拿了一包钱回去，递给董柳。她打开报纸一看是三万块，张着嘴在桌边站了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眼睛都直了。事后我悄悄问处里那些人拿了多少。也有说一万一的，也有说一万二的，没有人知道袁震海是多少。我心里很不安，怕他们有意见，可他们一个个都不说话。我想他们肯定都有怨气，可全部都活活地憋死在肚子里了。能不憋吗？我当然没告诉他们我拿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