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

从温汤回来我就调到药政处当了处长，成了丁小槐的上级。这使他很不自在，笑脸总掩饰不住后面的不自在。我觉得自己当这个处长是顺理成章，丁小槐你写过几篇药理学的论文？在知识化的时代你业务上叫不响你还想跟我攀比？当了这个处长我心中免不了飘飘然的，但只在家里对董柳飘一下，在外面决不作出任何轻狂之相。一个处长算什么，万里长征才走了三五里地呢。

这天办公室黄主任打电话来说：“戴妙良死了，突发心脏病死了。”戴妙良原是药政处处长，十年前为了副厅长的位子，与马厅长狠狠地掰过一回手腕，施厅长最后还是放弃了他。马厅长上任后，就把他挂了起来，一挂三年。到了一九八七年，他忍无可忍，五十岁就办了提前退休。女儿出国去了，妻子病逝了，他就只身去了万山红农场，“文革”中他在那里呆过六年。这一去又是六年，偶尔回来，呆不了几天又去了。据说戴妙良在农场口碑很好，农场几次想把他推出来作典型，都被厅里否决了。他也不在乎，说：“我一生只是在退休以后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谁也不把这话当回事，只作是失败者的自我宽解。在中医协会时我跟他说过几次话，这两年就敬而远之了。刚才农场打了电话来，今天早上他突发心脏病死了。

现在厅里要派车把尸体拖回来火化。我想着戴妙良的过去，不想插手此事，对黄主任说：“办公室出面处理一下算了。”黄主任说：“是你们处里的人，你们还是要出面担担子呢。”我说：“退休办呢，他们不管这样的事那他们管什么？”他说：“农场的意思是要厅里去一个要紧的人，戴妙良他在那边关系倒是搞得很好。”黄主任把“那边”说得很重，更使我想到“这边”的事。我说：“怎么办呢，我家里正好病了人。”他说：“他在那边群众反映还可以，太随便了，怕群众有意见。”我将他的军说：“既然这样那我们俩去跑一趟。”他忙说：“我上午要陪马厅长到省政府开个会，我爱人也不太舒服。你池处长的招牌已经够大了。”回到处里我把事情说了，丁小槐马上说：“要在平时我就去了，今天我家强强正好病了。”我说：“碰得也巧，黄主任他爱人也病了。”丁小槐勉强笑笑说：“戴妙良吧，我以前跟他有点不愉快，去年他拿了农场的介绍信到处里来，要我们帮忙优惠价批发药品，我哪能帮他这个忙？他拍着桌子走了。”我想，你跟活人不愉快，跟死人也不愉快？看着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我就给马厅长打了个电话，说：“戴妙良死了没人愿意去接回来，退休办推办公室，办公室推到处里，如果厅里这两天没什么事，我就跑一趟。”他说：“你去了拉回来，直接送殡仪馆，路上小心。”我带了退休办的小蔡，坐面包车到殡仪馆租了个铁盒子，就上路了。

下午三点到了万山红农场场部，吴场长说：“戴医生真的了不起，”他翘着大拇指，“我们农场八千多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找他看过病，省里的医生水平还是不同一些。他白天喊白天到，晚上喊晚上到，好人呢。”我公事公办地说：“天气这么热，放久了怕不行，我们还是连夜赶回去。”吴场长说：“那我们还有一个告别仪式，就这样让老戴上路，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马上吩咐广播员广播通知，告别仪式马上开始。吴场长陪我去戴妙良住的地方，正好有个家在农场的《光明日报》记者小严回家休假，也跟我们一起去了。

戴妙良的房前已经聚了二百多人，见了我们，自动地让开一条路。我进了房子，没想到里面如此简陋，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书架。戴妙良躺在床上，脸上蒙着布。我看了心中一震，一个冷颤从身体穿过。他可以在这间房子里呆上六年，凭这一点他就是个好人。蒙在脸上的是一块土白布，质地粗糙。当年父亲下葬前脸上也蒙着这样一块白布，在最后的时刻又揭开来，让我看了最后一眼。当时秦四毛死命架着我，叫我跪在原地，不让我扑上去。“按规矩办！”当时秦三爹这句话我还记得。我看着这白布的纹路，父亲给我的最后印象在心中一闪。我揭开白布看了看，小蔡躲到后面去了。吴场长说：“可惜啊，可惜！我们农场的一大损失呢。我们想分给他一间好房子，他还不要。”我指挥两个农民把铁盒子从车上抬进来，抬尸体时又上来两个人，把尸体小心地移进去。我走到门外，外面已经聚集了上千的人，临时会场已经布置好了，四个农民把铁盒子抬在肩上，一步一步地走到横幅下面。有人找来一面党旗，盖在铁盒子上面。严记者在我耳边说：“我真的好感动。”吴场长首先讲了话，讲得很动感情，几次呜咽着讲不下去。我本来想讲几句，看着这场面又犹豫了，公事公办不动感情吧，这里交待不过去，动感情吧，传到厅里去也不好交待。我要小蔡去讲，他讲了几分钟，干巴几条，比起场长讲的大为逊色。又有几个人上来发言，都是讲自己的经历，有一个人哭了，讲不下去，就退到一边抹眼泪。严记者对我说：“池处长你也讲几句吧。”我对戴妙良在卫生厅的几十年知之甚少，知道的一点事情也不能说，于是谈了自己今天的感受，忽然想起了丁小槐上午的话，又把他为了给农场职工买便宜药，到省城奔波批发药品的事情讲了。接下来严记者也讲了一番话，大家默哀，鞠躬，会就散了。小蔡指挥几个农民把铁盒子抬到车上去，几个人围上来说：“戴医生就这么走了，我们还准备为他唱一通宵的歌呢。”我说：“天气这么热，这里连一点降温的冰都没有，等到明天恐怕是不行的。”吴场长要派两个人跟车到省城去，这让我为了难。农场去了人丧事就得办得轰轰烈烈，那可能吗？这不是让厅里为难？我竭力说服吴场长，再三答应事情一定办好，他还要坚持，说：“人都安排好了，闵副场长去。”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不然我怎么向厅里交待？照道理说戴妙良的确是好人，轰轰烈烈办一回丧事也不为过，但圈子里的道理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不是我感情用事可以改变的。我把能讲的道理都讲尽了，天气热，路途辛苦，耽误了农场的工作，等等，吴场长还是不肯。我没有办法，趁严记者不在，就变了态度，用近乎生硬的口气拒绝了他，他也只好算了。

车发动起来，响起了一阵鞭炮声，硝烟中我看见几个人在路边跪下了。我对邓司机说：“开最慢的速度。”车缓缓地从人群的夹道中穿过，不断地有人跪下，痛哭。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擦去眼角的泪。小蔡坐在我旁边，一副无动于衷与己无关的神态，我在心里骂着：“这个麻木不仁的家伙，可怕啊！”到了夹道的尽头，司机刚想加速，严记者从后面追上来，向我招手，一群人跟在他后面跑。严记者说：“池处长，今天的场面我太感动了，我想写一个长篇报道在我们报上发表。我先在这里采访几天，然后到省里找你。我本来是回来休假的，也休不下去了。”离开万山红农场我心情又沉重起来，这个严记者吧，只顾自己抓材料，把我就放到火上来烤，让我给厅里出难题了。如果他再把我讲的那番话写进去，又怎么得了？戴妙良的确不错，宣传一番也是应该的，可道理还得按另外的方式来讲。今天碰上了这个记者，真是倒了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