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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进步的理解与董柳有很大的不同。我也看重那种有尊严的感觉，但我非常清醒地知道尊严感是靠权力撑起来的，而不是别人真对你有多么崇拜。他们崇拜的是权力，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权力，而不是哪个人，因此换了谁在那个位子上，也会有一样的效果。权力没有了尊严就在瞬间破灭，施厅长让我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我对此不抱幻想。我更看重的是参与的感觉，有意义的感觉，承担了点什么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对董柳说过一次，她竟完全不能理解，她不看重这些虚的东西，就像当年她说“看星星有什么用”一样，“有用”在她的理解中是实实在在拿在手中的一样东西。后来我又把这种感觉对孟晓敏说了，她也不太理解。说：“什么年代了，别玩虚的。”男人和女人，毕竟是不一样的人。难怪从来就没有过女哲学家，也很少有女政治家。

孟晓敏进城已经有半年多，我给她买了一个呼机，想过去了就呼她。我叫她别往办公室或家里打电话，可她总有忍不住的时候，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说：“办公室的人都是人精。董柳最近的警惕性也高起来了，她反正没事做，就找了我这件事来做。”她说：“那太不公平了，你想了就呼我，我想了就憋死自己吗？”堵得我无话可说。一天中午她连打两个电话，董柳一接，她就挂了。董柳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谁知道，有人打错电话了。”她说：“怪不得有一次你接了电话哼哼哧哧的，肯定是个女人。”又说：“怪不得你上次说要拿电熨斗把我眼角的皱纹熨平了才肯带我出去。你变心随你变，我一波是没有给你碰的。”她跟我吵了几天，又宣布要对我实行经济管制。我依了她，才平息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