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下雨了。

4月的雨，清凉凉地打在党校的树和建筑上。绿色愈绿，且绿得近乎透明。凤凰山上，绿是堆着的，就连山脚下的雅湖，也汪着一层流漾的绿色。县干班开班刚刚一周，事实上才4天，情况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开班典礼时，全班到了38人。第一天上课，有35人；第二天，成了30人；第三天，是27人；今天，第四天，在蒙蒙的细雨中，当胡弦走进教室时，偌大的教室里，稀稀落落地坐着十几个学员。他放下讲义，皱着眉头，数了下，18人，1/3多点。他问班长任晓闵：“人呢？”

“都……有事去了。”任晓闵道：“今天是周末，可能……”

“这……”胡弦想发作，但看着任晓闵一脸的无辜，他把火气压了下去。胡弦个子高，但瘦，站在讲台上，就像一根被风吹得有些歪斜的树干。此刻，这根树干强压着自己体内就要迸发出来的不快，打开讲义，大声道：“今天我们讲宏观经济学第二讲。”

胡弦生气是有理由的，但是，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这种生气是毫无作用的。党校教育跟全日制教育不同。全日制教育有很强的制度约束，而党校教育，因为教育对象的不同，约束度就小。虽然第一次班会上，也制定了纪律，包括上下课纪律、生活纪律等等，但要想真正让这些学员们遵守，那可是难上加难了。特别是县干班，都是县级干部，平时以自我为中心惯了，突然一下子受到纪律的约束，怎么适应得了？何况既是县干，在当地和单位上，都是个有头有面的人物，有的甚至就是一把手。既是人物，事情就多。为人民服务是不因为你在党校学习，就临时停止了的。工作追着你，事情等着你，你不处理，谁来处理？

第一次班会上，作为班主任的胡弦，面对着底下这些级别都至少和自己一样的县干们，宣布了三条纪律：

一、服从教学安排，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二、按时上课，勤于思考。出勤率达到90%以上。

三、教学相长，真正达到学以致用。

这三条纪律，有些笼统，但也很全面，既包含了学习方式和学习要求，又对具体学习，比如上课，进行了界定。县干班最头疼的就是上课。县干们的特点，一个字：忙！上课时，教授在上面讲得正起劲，底下冷不丁就响起了“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大家不由得侧目，谁的手机铃声如此大胆？啊，原来是市财政的王局长的。这人年轻，铃声大胆点，也正符合。野花刚采过，又是“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声音高亢，震得教室里都有些颤动。教授也只好停了话题，看着物价局的小李局长拿着手机，出门去接电话了。班会上，不准在上课时接听电话，也是一条口头纪律。可是，纪律刚宣布，就作废了。没人遵守的纪律，就是作废的纪律。这些县干们，你也不好直接批评。就是批评了，他们也不一定能听得进去。除了在上级领导的场合，他们的手机处于震动外，他们何时曾让手机停息了声音？

胡弦按照自己的讲义，开始一层层地往下讲。党校的教授们练就了一种本领，就是不管底下多少人，他能照样讲自己的课。一般情况下，老师与学生应该有个互动。但党校教育很少，讲课就专门讲课，讨论时再专题讨论。县干班的教学就采用了五种方式：教授讲课，看录像听课，专题报告，专题讨论和外出学习参观与实践。说是两个月时间，但一细分，每种方式的时间就很少了。比如教授讲课，这一期只安排了40个课时，按每天上午两个课时下午一个课时来算，也就三周不到。另外安排了听录像20课时，专题报告20课时，专题讨论20课时，外出学习参观与实践30课时。这些课时的安排，明显地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为什么出现弹性？就因为对象不同，约束太死，不如不去约束。党校的教授们长期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现状，见得多了，也就慢慢适应了。我讲我的，你听你的。至于多少人听，多少人又听进去了，那不是我的事，是你自己的事。都是国家公务员，都是党的干部，这点，你们比我们教授还懂。既然懂，哪还需要我们再督促？不需要了啊！不需要！

下课后，胡弦同仁义县委的组织部长余威站在门外抽烟。余威是市里人，而胡弦是仁义人。这样，两个人之间就有了某种关联。

胡弦问：“现在实行常委负责制了，这边，有变化没？”

余威把烟灰弹了弹，笑着说：“有什么变化？常委负责制，最没有变化的就是组织部。虽然只有一个专职副书记了，可是他就分管组织。”

“啊，也是！”胡弦道：“组织嘛，这可是命脉。哪能随便放弃？”

余威以前是市委组织部的县乡干部科的科长，5个月前，被提拔到仁义县任常委、组织部长。在市属六县组织部长中，他年龄最轻，今年才35岁。35岁进入县委常委班子，在县一级本身是比较困难的。除了前几年坚持要求过的县级班子中，必须有35岁以下成员外，其余就很难见到。县里干部，因为起点低，20多岁还是一般科员，30多岁升成股长，四十来岁争个副科，五十来岁打马回家。就仁义县，国家公务员这一块就1900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600多人。而40岁以下的，占不到20%。但在市里就不一样了。20多岁工作几年，一般都成了副科，30多岁上正科。县里的提拔坎儿是科级，市里的坎儿变成了处级，到了省里，就成了厅级。越往上，占有的优势越明显。尤其是这几年，干部空降成了常事。县乡干部，有的干了十几二十年正科，到头来，也难以再往上一步。而上面的三十大几的小年轻人，一下来就是副处。不能不说，县乡干部们有些抵触。可是，抵触归抵触，服从组织安排是一个党员的基本要求。余威因为一直在组织部门呆着，对县乡干部的情况也很熟悉，因此到了仁义，也就很快适应了。

党校县干班的学员组成，其实本身就很微妙。一个班，三四十个人，乍一看，都是处级干部。可是细一分，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情况。一部分是重点培养的，像余威、任晓闵；一部分是正常提拔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特殊情况，到党校来强化学习的。还有一部分，胡弦不能说，但他脑子里清楚，每期县干班当中，都会有一两个是“带病”来休养的。换句话说，就是被组织上有意无意保护起来的。现在的干部也确实难做，稍有不慎，就被盯上了。哪个干部后面没有千丝万缕？都混到处级了，没有坚实的后盾，是不可能的。一个干部被盯上，看起来是一个人的事，事实上是很多人的事。让这样被盯上的干部，到党校来暂时地避开风头，既是对干部本身的保护，让他有时间好好反省；同时也是给组织上以时间，深入地调查，充分地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