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0章(第3/5页)

现在,江育奇担任秘书长,对洛新光态度如何,难以评判,从他自己不分管常委办,却让唐小舟分管这一点来看,假以时日,他恐怕会将洛新光调走。不管江育奇对洛新光的态度如何,唐小舟无疑是坐到了火山口上。

唐小舟是办公厅副主任,原则上属于厅领导层,分管一个二级部门,是组织结构决定的。可他分管的这个部门,其负责人的职位比自己还高,实际又是自己的领导,这就是一个怪圈。显然,江育奇弄出这么个怪圈,并不仅仅是要让他去钻,同时也要让洛新光去钻。

纪要刚刚下发,洛新光就打来电话,说是要来汇报工作。洛新光的低姿态,很难说不是一种试探。唐小舟如果不仔细应对,甚至受之泰然,就可能出大麻烦。

综合一处是常委办分管的部门,也就是说,唐小舟进入办公厅,洛新光一直是他的上级领导,并且是直管领导,彼此打过不少交道,虽然没有很深的交情,表面上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加上唐小舟对于常委办的相关工作还算熟悉,所谓汇报,根本谈不上,只是新的职务定位之后,一次例行的接触。

唐小舟突然想,自己和洛新光之间,一定不能出问题,否则就玩不下去了。不出问题,就需要彼此之间的私下接触。唐小舟进去之后,立即将那条烟扔给洛新光。洛新光自然要客气一番,说,唐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唐小舟说,我不抽烟,放在我那里也是浪费,物尽其用嘛。洛新光倒也不客气,笑纳了。唐小舟又说,中午一起吃个饭?洛新光立即说,唐主任新官上任,这个饭一定要吃。不过,中午恐怕不行,已经安排了。唐小舟暗想,这是明显的推脱,如果洛新光也有同样的意思,一定会推掉别的事。看来,此事还得从长计。

离开洛新光的办公室,唐小舟就想,信访办恐怕也得主动去拜会一下。

信访部门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省委,叫信访办,在政府,叫信访局。局本部既不在省委也不在省政府,而是另找了一个地方。同时,又在省委和省政府设有办公地点,以便随时应对这两个重要部门出现的群访事件。这个部门的工作难做,还因为有两个婆婆,省委办公厅管着他们,省政府办公厅也管着他们。

下午,唐小舟先给信访办主任孙志华打了个电话,然后驱车去信访办。

孙志华已经五十六岁,副厅级。在这个年纪,升上正厅的可能还有,想再往上升,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孙志华在副主任职位上干了十年,又在主任职位上干了八年。在信访工作这个领域,没有出大事,就是最大的政绩。无论哪一任哪一位首长,对孙志华的工作,都予以高度肯定,可他的职位,就是提不起来。提不起来,有个非常大的原因,难以找到替换他的人。一个人当官,当到无法替换的程度,也是一个大悲剧。据说,省里为了肯定孙志华的政绩,正准备解决他的巡视员待遇。

孙志华自然清楚,自己这一辈子,大概是要在这一职位上干到退休了。一般做到厅级干部的,都有些年龄,头发大多已经花白,为了显示自己还年轻,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会染发。孙志华的头发没染,已经全白了,看上去,就一干瘦的老头。

唐小舟到达孙志华的办公室,孙志华主动过来和他握手,算不上热情,但也并不冷漠。唐小舟能够理解,孙志华当副厅级干部的时候,唐小舟还什么都不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副厅级干部,唐小舟还要分管他,这种尴尬,用语言是很难表述的。

孙志华自然会称他唐主任,唐小舟又得一番解释,希望称呼自己名字。他很诚恳地说,自己只是小字辈,什么都不熟,还希望孙主任以后多多指点。说话的同时,往他的桌上扔了一条烟。孙志华倒也没有假意推脱,只是看了一眼,说,我都已经老朽了,未来是你们这些后生晚辈的,应该我向你多学习才是。

唐小舟明显从他的话里听到了情绪,却又无可奈何。洛新光和孙志华,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钉子,如果能够将这两大钉子拔掉,他未来的路,才有走稳的可能。若是拔不掉这两大钉子,他的麻烦就大了。但怎么拔这两颗钉子?实际上,他的面前,仅仅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搞统一阵线,让这两个人成为自己的同盟。

这两件事,确实是太有难度了,可除此之外,他再无路可走。

时间过得很快,唐小舟还没把这两件事理出头绪,赵德良出访的时间到了。

近年来,公费旅游,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非议。另一方面,不仅国家层面需要外交,省级层面,同样需要。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省级外交越来越频繁。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很多政府官员,借着考察学习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唐小舟跟在赵德良身边三年多时间,随同赵德良出访的机会还挺多的,分别去过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唐小舟发现,赵德良每次出访,虽然带有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任务,同时,他也夹带了一件私人事务,那就是考察研究各国的公务员制度。赵德良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中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

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新中国成立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干部。在新中国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如果没有区别,就很难开展工作,所以,中国实际又存在公务员责权利上的较大区别。

新中国成立之初,将中国的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最高的是行政一级。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中国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仍然存在的,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

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的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中国权力执行的随意性,也体现在这种权力结构的随意性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