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王贤荣凑近他，放低嗓门说：“我听开发区的一个朋友讲，给包局长推荐的本来是一宗熟地，已完成了‘七通一平’，没有半点拆迁任务，直接就可以进场施工，而且那宗地周边都是在建的机关，将来办公环境相当好。可包局长悄悄找来一位风水先生看了一下，那宗地就被一把否掉了，又按风水先生的推荐，选中了那块菜地。这样一来，我们就得面对农户拆迁安置、失地农民就业等一大堆麻烦事。”

田晓堂暗暗吃惊。包云河昨天对他称赞那块菜地是风水宝地，原来并非信口开河，还是有充足“理论”依据的。如今一些做领导的越来越迷信风水了，就连他自己，不是也相信正用着的这套办公室特别“发”人吗。对风水的迷信，说到底还是源于对自己的不自信。又想，包云河为了顾及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风水，竟不惜大幅增加工作难度和成本，这种做法是不是十分欠妥？田晓堂感觉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可换位思考，包云河考虑问题显然有他的角度。在包云河眼里，风水问题只怕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问题面前其他问题都不算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说不定，包云河正是觉得现有的机关大院风水不大好，才萌生了择地新建的念头呢。

田晓堂在心里这么琢磨着，说的却是别的话：“这事就到我这里为止。包局长看中那块菜地，自有他的道理。我已提醒你多次了，说话一定要谨慎，当心祸从口出。你虽然当了局办主任，但位子坐得并不稳当，还须把尾巴夹紧点！”

王贤荣使劲点头：“我只是让你晓得，在外头绝不会乱讲。我会多加注意的，你只管放心。”

嘴里说不错，其实很敷衍

在包云河的催促下，筹建工作进展很快。半个月后，拆迁动员工作就启动了。考虑到这项工作很棘手，包云河就把拆迁事务委托给了开发区拆迁办，田晓堂则紧密配合他们。他和拆迁办的几员干将天天泡在拆迁户家里，磨破了嘴皮，说尽了好话，整整忙乎了一个月，总算和8户拆迁户签下了拆迁协议，只剩下最后一户没签了。

这剩下的最后一户，就是周传芬。

在拆迁工作组还没上门之前，田晓堂一个人先去了一趟周传芬家。

周传芬一见到他，就说：“田局长你来得正好，我正想这两天去找你呢。”

田晓堂问：“找我？找我有什么事？”

周传芬迟疑了一下，才说：“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开口讲。你们在这儿建大楼，按说我没有道理不支持。你们是我家的大恩人，从郝局长到你，这些年来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帮助和照顾，我真是感激不尽。我如果不支持你们，就太不知好歹了。可是，我又相当为难。我家的情况你是清楚的，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呀。现在这房子虽说不怎么样，好歹还算有个窝，如果被拆迁了，又只补那么一点钱，我哪买得起迁建小区的单元房？到时候，我们只怕就无家可归了。”周传芬说着，眼里已涌满了泪水。

田晓堂只觉心往下一沉。周传芬说的，他知道都是实情。这次一旦拆迁，她家不仅没房住，而且也没地种了，基本的生存都会成问题。更何况，她家里还有个重病号呢。田晓堂对她充满了同情，却又感觉很无奈。他不可能把她家的房子和菜地保留下来，也很难单独对她家提高拆迁补偿标准。他只能说：“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你家有困难，我再来帮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多少解决一点。”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一点底也没有。

周传芬听了他的话，一边抽噎一边点头。田晓堂想到进屋半天，一直没听见老王的动静，就问：“老王呢？”

周传芬说：“他呀，又躺到医院去了。前两天，他的病情陡然加重，不住院不行了。幸好你上次帮我们挣来了那几万块钱，不然，拿什么去住院！”

田晓堂说：“那钱是怎么来的，你没在外头乱说吧？”田晓堂当时将8万现金交给周传芬，只模糊地说这是卖那些烟盒换来的，并一再吩咐她不要四处张扬。

周传芬说：“我哪敢声张啊。为了给老王治病，这几年我找亲朋好友挪借了好几万。这些亲戚朋友都不富裕，如果我把这事张扬出去了，他们上门找我讨钱，我该怎么办？我也不想赖账不还，可要是把钱都拿去还了债，老王往后治病钱又从哪儿来呢？那可是个无底洞啊！不过，有两个借给我钱的穷亲戚，一个儿子要结婚，一个女儿考上了大学，都急等着用钱，我实在过意不去，就悄悄把欠他们的钱还了。还了人家5万块钱的债，老王这阵子住院又花去了一万多，那8万块钱也就只剩下一万多了。一万多块钱，老王住院还管不上一个月呢。”

田晓堂的心情越发沉重，对周传芬内心的凄苦和绝望，他可谓感同身受。当年，他母亲身患重病，无钱医治，求借无门，只得躺在家里等死，那时候他就已深深地体验过这种凄苦和绝望。从周传芬家出来，他边走边想，她家已山穷水尽了，却还要逼着人家拆迁，戳掉人家赖以栖身的破窝，也真是有些残忍。可他对此又无力改变，他也是身不由己啊。他又想到了那四本烟标，正是那四本烟标，间接地促成了便民服务中心项目的上马，也导致周传芬今天面临被迫拆迁的命运。如果不是周传芬拿出那四本烟标，今天这一切说不定就不会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周传芬面临被拆迁的困境，只怕正是她自己一手引发的。如果周传芬知晓了这些内情，她该作何感想？生活，有时真是捉弄人啊！

田晓堂思来想去，还是硬着头皮找了包云河，请求他特事特办，在统一的补偿标准之外，对她家采取某种变通方式，再增加一点补偿。

包云河翻看桌上的文件，对田晓堂的话似听非听。田晓堂说完了，他也不表态。直到一本文件都翻遍了，才生硬地说：“凡事都要讲规矩。她家有特殊情况，别人就没个特殊情况？如果大家都讲情况特殊，都要求照顾，那拆迁协议就没法签了。我们可不要带头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后患无穷。”

田晓堂十分失望。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闷闷不乐地枯坐着，半天没有动弹。快下班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掏出一看，是姜珊打过来的。他想起已有好长时间没去戊兆，也没和姜珊联系过了。接通电话，姜珊开玩笑说：“田局长，‘洁净工程’出了麻烦，你也很少来了，师妹在这边受尽煎熬，也不来关心一下！”

田晓堂朗声笑了起来，说：“最近一直在开发区那边抓拆迁，没日没夜的，还真是顾不上。不过，你说我不关心你，倒是大大地冤枉师兄了。就在昨天，我还向钟科长问起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