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傲兀不羁的人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

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

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

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王安石《思王逢原三首》（其二）

王逢原就是王令，“逢原”是他的字。这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笔下为大家熟悉的诗句，有“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趐飞上山“，这两句略显粗鲁，但也颇符合他的性情，也与其诗的风格一以贯之。这个少年早时以《南山之田》一诗往谒王安石，王安石大赏之，此后便逢人说项，王令的名字，就因为王安石的揄扬而渐渐传扬开去。

但名流的赏识不一定能给当时的人带来实际的利益——这在今天来看似乎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古代却有很多，例如清代的汪中，他的学问很好，骈文写得尤其精彩，得到了当时名流如杭世骏等人的赏识，但生活仍很潦倒，在其名作《经旧苑吊马守真文》的序中，有着“单家孤子，寸田尺宅，无以治生”的辛酸咏叹。王令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喜欢读书，以学问为志业，但不肯仕进，终其一生都很穷困。

王安石引王令为知己，还将自己的妻妹嫁给他。但天妒英才，王令二十八岁时就离开人世。王安石因此写了一些诗缅怀他，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两句：“行藏已许终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可谓痛彻心扉，也足见两人相知之深。

这一首《思王逢原三首》（其二），亦是王安石悼念王令的名作。《礼记·檀弓》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此诗句首的“蓬蒿”二字，典出于此。次句“冢上秋风又一吹”，劈头就给人一种萧索寂寞的感觉。

第二联带出一种骄傲之感，也把寂寞推深一层。《庄子》中有匠石运斤成风的典故，讲的是郢人和匠石那种相知于心的境界。这里相当于把自己与王令比作匠石和郢人的关系，而如今郢人不在了，自己纵有出神入化之本领，也无处使了。

王令是一个傲兀不羁之人。据说他曾在门口大书一诗：“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单凭这二十个字，就足以得罪不少人。但这种孤清自高的气质，又是古代士人的可贵之处。

这种傲兀的性格，王安石不但有，还比王令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次韵和甫咏雪》中，王安石如是说：

奔走风云四面来。坐看山垄玉崔嵬。

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是有才。

势合便疑包地尽，功成终欲放春回。

寒乡不念丰年瑞，只忆青天万里开。

值得一说的是，在古诗文里，“治”字有两个读音，一读zhì，一读chí。根据格律，此诗第三句的“治”字只能是平声，读chí。

近人夏敬观认为：“诗意以喻新法之行，众议但求其近害，而不知其有远功。”（《王安石诗选注》）在最后一联里，王安石把新法比作雪，讥讽那些新法的反对者，就像寒乡之人那样，一心只想念着晴天，而不知大雪是丰年之兆。这是他“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另一注脚，也是王氏一生悍然无惧的最佳照影。只是这种风格，在多大的程度上属于冒险前进，则给世人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从处事风格上看，王安石接近于暴君。暴君跟人格无关，吊诡的是，很多暴君式人物，人格都非常高尚。王安石的人格极其高洁，甚至显得有点“不近人情”，比如他吃饭永远不管口味，只是吃自己面前的菜；即便官居要职，家里也没有漂亮的婢女。当时有一篇名为《辨奸论》的文章，指桑骂槐地攻击王安石为大奸之人，其中有一句是：“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此文据传为苏洵所作，历代学者为此争论不休，实情如何或难有定论，但王安石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则是当时不争的事实。

王安石早年声名鹊起，有赖于欧阳修的称誉，欧公可谓王氏的贵人。欧阳修晚年请求致仕告退，有大臣请留，王安石却说：“（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这种决绝无情，令人毛骨悚然。不过，在欧阳修死后，王安石写了一篇祭文，倒是给了其恰如其分的评价。

众所周知，王安石身后是声尘寂寥的。张舜民为他作的挽诗这样写道：

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张舜民《哀王荆公》（其三）

在世时权倾朝野，倒台后被人人排击，王安石的凄凉无以复加。

“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说的是王令生前，两人一起聚会时的情景。末联“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是全诗最深沉的感慨。昔人已去，再无知己可与言。回看陈迹，却是“欲欢无复似当时”了。

王安石的诗有一大特点，就是擅长把那种深沉的情感，以貌似淡然的字句出之，例如“不知乌石冈边路，至老相寻得几回”（《过外弟饮》）就是如此。这是作诗的一大境界。中国传统的诗歌，讲究一个“藏”字，那种将情感暴露无遗的作品，虽能一时荡开人的眼帘，但并不能够持久地为人欣赏。这也是王令和王安石诗集的差距所在。与王安石余音袅袅的诗作相比，王令那些粗豪有余而蕴藉不足的作品，自然是相形见绌了。

其实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诗，抑或是后来的清诗，都不会舍弃对余味的追求。以直白浅露为贵，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