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称雄百代的开创精神（第2/3页）

盛唐诗人往往在静态的意境中寻求对大自然的妙悟和兴会，所表现的主要是可视可听、可用常理来理解的事物；杜甫意识到诗歌要向前发展，必须超出这种常理，表现更深入的潜在意识和心理感觉。因此他有些写景用特殊的句法表现了人的直觉印象。例如“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绿垂风折笋，红肥雨绽梅”（《游何将军山林》），按感知色彩总快于分辨事物的意识这样一个顺序构句，把颜色词放在句首，突出观景的第一个印象，便写出了目不暇给的神态。又如著名的《秋兴》八首其八：“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用倒装句法，向来为人所称道。诗人为了强调香稻是鹦鹉所啄剩，碧梧是凤凰所栖宿，把宾语置于句首，就突出了诗人回忆中的渼陂宛如仙苑的印象。清人叶燮曾以“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春宿左省》），“碧瓦初寒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晨钟云外湿”（《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为例，说明杜诗乃“理之入神境”者。月本不能以多少而论，但月上九霄，所照之境既多，身处宫中，如在九霄，得月也更多，所以“多”字比“明”、“高”等合乎常理的形容词更能表现诗人在宫里值宿的微妙心情。寒气和钟声都是无形的，本没有内外和干湿之分，但“碧瓦初寒外”为了强调老子庙的屋顶高到了不可知的地方，把不可界分的寒气实体化了。同样，“晨钟云外湿”强调天地都被雨湿，所以连穿过云层的钟声也被雨云浸得湿漉漉的了。这就通过表面上不合逻辑的词语组合，表现了难以名状的深层感觉。

把强调内心感觉的表现方法用于象征，便可以表现朦胧的寓意，如“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登慈恩寺塔》），通过夸大居高临下不辨山川的视觉印象寄托了山河破碎的预感。《白帝》诗中“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写峡江水势湍急，峡内昏沉阴惨的景象，也同样化入了时代动乱的影子。将心理感觉化入客观景物，并表现忧世伤乱的深意，成为杜甫后期诗作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再次，杜甫的七律尤有新创。七律比五律成熟得晚，初盛唐七律还带有浓厚的歌行味，虽丰神极美，流畅超逸，而体裁未密。到杜甫手里才工整精练、格律严谨，一篇之中句句合律，一句之中字字合律，而又一意贯穿，一气呵成。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人内心积压已久的大悲，一旦遇到大喜，便冲破了格律严谨的七律，气势如乘奔御风，节奏如瀑水急湍，语调如歌哭笑吟，将久经丧乱之后听到胜利捷报的狂喜强烈地倾泻出来，因而不知打动了多少乱世中流亡者的心。杜甫晚年居于夔州时期，大力创作七律组诗，在典故和故事上驰骋想象，以苍凉的笔调绘出浓丽的幻梦，句法的提炼和声情的传达妙合无垠，将七律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时期所作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登高》、《白帝》等杰作，标志着他在七律上所取得的极高成就，对李商隐的七律具有深远的影响。《秋兴》八首其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

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作为八首的发端，这首诗奠定了组诗悲秋的基调。大至峡江边塞，细至白露枫叶，远至天地风云，近至丛菊孤舟，无不凝聚着凋残萧瑟的感伤气氛。最后以捣在游子心上的高城暮砧作结，更使悲抑之情递进到难以言传的程度，然而气象宏阔，境界高远。“丛菊”一联极为浓缩，诗人在夔州羁旅两年、对菊难忍的乡泪，被孤舟系住的行程和思乡之心，都在句中词组意思断裂之处生发，奇思妙想出自特殊的句法结构，可以见出杜诗变化在意和格的特点。《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首联密集的音节和写景的急速变换，使风声、猿啸、鸟飞构成动荡回旋的意象，都笼罩在肃杀的秋气之中；次联采用歌行式的对仗，放大了落叶的阵势和江水的流速，在万物代谢和宇宙永恒之间的矛盾中给人以无限启示；后两联连用递进句法，一意贯穿，集中了诗人一生在动乱流离中悲秋、在贫病潦倒中走向生命终点的“艰难苦恨”。雄浑高远的意境中回荡着飞扬流转的旋律。后人赞此诗“章法、句法、字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胡应麟《诗薮》），不为过誉。

杜甫在语言方面的锻炼功夫是他诗歌创新的基础。他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大师，他既能融化前人诗赋中现成的语汇，又能用口语和俗语入诗，不避尖新，不避拗峭，不避粗拙，这就使他的诗在秀句丽句之外，又有深句、险句、拙句、累句，从而突破了盛唐人一味以闲雅、冲淡为致的审美趣味。其粗拙如“但使残年饱吃饭”、“叫妇开大瓶”，尖新如“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拗峭如“乐游古园崒森爽”，生僻如“哀壑杈芽浩呼汹”，这类句子随处可见，由于气魄精彩流动于字里行间，倒为他的诗歌增添了苍硬奇崛的声情。此外，他在诗里大量运用经史古语和典故，或融景入典，或化典入景，或典景交融，这也使他的诗歌增添了深典凝重之感。所有这些，显然与盛唐诗“音律宏畅，辞彩高华，不涉事理，不关典要，清空罔象”（郝敬《杜诗题辞》）的基本特点大不相同。由于杜甫在艺术上力求独构新格，其不同题材不同时期的作品各有不同的风格，或俊逸，或清新，或奔放，或恬淡，或华赡，或古朴，并不总是一副面孔，一种腔调。这就改变了盛唐诗风格比较单一的状况，为中晚唐诗人在构思、音节、语言方面刻意求变辟出了新路。

总而言之，杜甫集盛唐诗歌思想艺术之大成，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国忧民的激情和高度的时代责任感足为百世楷模，而他在艺术上的创变又大大开拓了诗歌的境界，使诗歌扩充到人世间一切事情都可以表现的程度，并开出了后世诗歌各种风格流派的源头。杜甫被称为“诗圣”，是当之无愧的。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我们应当为自己的祖国有盛唐这样灿烂的文化，有李杜这样两位伟大的诗人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