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讲：曹操《蒿里行》

今天我给大家讲曹操的《蒿里行》。

在开始讲这首诗之前，先要请大家把小说里、电视剧里、包括旧时戏剧里面的那个“曹操”忘掉，因为那里面的曹操只是一个艺术形象，并不是真实的曹操。

艺术首先是供我们娱乐的，娱乐要的是美，这种美当然不仅仅是好看，凡是将人类的精神状态、社会的生活形态用使人感动的方式表现出来，都叫美，艺术就通过这样的美感来娱乐我们。说它是娱乐，并非不重要，但我们要注意到，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可能和真实完全吻合，有时还拉得很远，有些艺术形象，甚至与真实人物几乎变成了两个人。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实际上有两个曹操。一个，就是我们在电影、戏剧、电视剧里看见的，《三国演义》里面的曹操，那个形象是很难看的。另一个，是通过历史的记载、通过他自己创作的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曹操。这两个曹操，根本就是两个人。

曹操生活在东汉末年，曾经是个热血青年，“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因为他家庭出身好，有社会地位，所以他后来当了小官。这个时候的东汉政权，已经无法管理天下了，很多地方军阀、豪门大户，都拥有自己的武装，中央政府根本指挥不动。恰好这时又爆发了所谓“黄巾起义”，当时人们把这些头缠黄巾、冲州掠县、打家劫舍的闹事者，称为“黄巾贼”，这些人除了烧杀抢掠，没有任何积极贡献，搞得天下大乱。这样一来，那些地方军阀、豪门大户就打起“剿灭黄巾”的旗号，大肆扩张自己的队伍。曹操也卷入了这场动荡。开始他只有一支很小的武装，但因为他不仅善于打仗，而且思想上比较正统，一直宣布拥护东汉朝廷，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所以很快从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但他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有明显的区别，就是他能注意到战争带来的破坏，能想到军阀们这样地打来杀去，最遭罪的是老百姓，几十年战争下来，天下破败不堪，人口急剧减少，到处是一片惨象。他的这种思想感情，我们从下面这首诗里边，就能看出来。

“蒿里行”的这个“行”，不是走路的意思，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叫“歌行体”，它可供演唱，容易普及。“蒿里”是泰山旁边的一座小山，古代传说中人死以后鬼魂集中的地方，类似于后世的“阴间”和丰都“鬼城”。“蒿里行”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挽歌，就是送葬的歌。为什么送葬的歌叫“挽歌”呢？因为那时人死以后，要用灵车送葬，灵车两侧留有很多拉车的绳子，死者的亲友就在两边参与拉车，以表示哀悼，这就是“哀挽”一词的来历。拉车的时候，大家要边拉边唱，就叫“挽歌”。挽歌有两大类，供贵族唱的一大类叫“北邙”，供平民唱的叫“蒿里”，各有一定的调式。所以说，曹操的这首“蒿里行”实际上不是诗题，而是相当于宋词的“词牌”，曹操是模仿这种体裁，可能是考虑到他写的这些内容，是和人的死亡有关系，就选择了这个名字。

［元］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

全诗是这样的：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一开始的两句，是反映东汉末年的一件大事情。在平定黄巾之乱的过程中，冒出了一个叫董卓的军阀头子。平乱之后，东汉朝廷是宦官当权，为非作歹，有一批官员密谋除掉这些宦官，但秘密泄露，他们自己反而被宦官杀掉了。董卓就以这件事为借口，带兵进入首都洛阳，很快就扩大势力，专擅朝政，甚至废掉了原来的汉少帝，另外立了汉献帝，还裹挟着汉献帝和朝廷官员，把首都从洛阳迁到了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各地军阀就以此为借口，联合向洛阳进军。所谓“关东”，指的是潼关以东；“义士”就是这些联合起来的潼关以东的各地军阀；“群凶”指董卓集团。这就是：“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曹操在这里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盟津会盟”，一个是“咸阳争王”。前者是周武王号召天下诸侯联合讨伐殷纣王时，各路人马是在黄河北岸一个叫盟津的地方会合的，在现在的河南省孟津县；后者是秦朝末年农民起义后，被各路军马拥立的楚怀王曾对他们宣布，“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咸阳”是秦朝的首都。曹操用这两个典故说明，这一批联合进军的东汉军阀，开初还在口头上打着讨伐无道的旗号，其实各人心里想的都是打进首都去，称王坐天下。曹操这样写，表明了他对这些人的反感，是在谴责他们，至少表明他自己当时不是这样想的。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队伍虽然联合起来了，但是力量没有往一处使，各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临战的时候都想往边边上梭。“踌躇”又是双声连绵词，指心里拿不定主意，这里是形容那些军阀各人都在心中反复权衡利弊；“雁行”是大雁飞行的特殊队形，除了一只头雁飞在最前边，其他的都在后面跟着头雁慢慢飞，绝不会窜到前头去。曹操批评这些“义士”心怀鬼胎，打起仗来不齐心协力，总是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这些人争的是什么呢？势利而已。“势”是军事上有利的形势，“利”就是利益，对这些军阀而言就是占领最富庶繁华、最有搞头的地方；“嗣”是后来，“还”是“还是”，“自相戕”就是内战。曹操是说这一批军阀，对董卓这样的“群凶”打起仗来徘徊不前，为势利而争的时候却是毫不客气，最后的结果，是互相之间大打出手，根本就顾不上去打董卓了。这就是那些“义士”的真面目。

这批军阀中，当时势力最大的是袁绍和袁术，他们是族兄弟，却互不兼容，打得你死我活。这些军阀一旦要争权夺利，那是六亲不认的，就像我们四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刘湘和刘文辉一样，他们本来是两叔侄，结果照样打得冤冤不解的。在袁氏兄弟互相征讨的过程中，袁术打下了淮南（现在的安徽一带）以后，就等不得了，忙慌火气地就宣布自己拿到了什么“传国玉玺”，该自己当皇帝了，还在安徽寿春正式搞了个登基仪式。这下袁绍也稳不起了，也悄悄喊人为他刻了一个同样的“传国玉玺”，也想找机会宣布登基当皇帝。“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这两句诗，就是曹操用这两件事情，来概括这批“义士”暴露真面目以后，当时东汉天下的一片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