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编（一）词坛纪事（第2/3页）
时序迁流，老成凋谢，我虽幸存，但病困多年，无法走动，此次不能参加盛会，与同志们交谈，向同志们学习，极为遗憾，只好以此书面祝贺大会在热烈气氛中圆满成功，并祝同志们健康。
在开幕式上讲话的还有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夏征农 陈其五、王元化和本校领导萧挺同志，他们的讲稿或记录已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这里不再刊载。
大会日程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上午 开幕式
下午 大会发言
程千帆：《全清词》编纂工作报告
张璋：《全明词》编纂工作报告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上午 大会发言
万云骏 邱俊鹏 刘乃昌 唐玲玲 朱靖华
下午 小组讨论
晚 中国古典音乐欣赏会（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演出）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上午 大会发言
金启华 朱德才 吴熊和 马兴荣
下午 小组讨论
晚 茶话会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上午 大会发言
姜书阁 胡国瑞 邓魁英 黄墨谷 高建中
下午 参观上海植物园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三
上午 闭幕式
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致闭幕词
首届词学讨论会纪要
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的词学讨论会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在上海举行。
到会的二十个省市的六十名代表，向会议提交了四十五篇论文。大家遵循“双百” 方针，本着追求真理、繁荣学术的精神，就下述两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和有益的探讨。
一 豪放、婉约是否成派及孰为正变
解放以来有些教材和研究论文，肯定宋词有豪放派和婉约派之分，并且以豪放派为主流，婉约派为逆流。近年来，不少论文提出不同看法，不但否定了主流、逆流之辨，甚至否定了豪放、婉约之分。这次讨论会上，有的代表指出，豪放、婉约之说不见于宋、元，始于明人张
。历来论家沿袭这种理论，多用于词家、作品的风格品评。以两派划分词家，解放后才成定论。这一左右词坛的理论，对宋词研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禁锢，不但掩蔽了宋词“创调数百，列体盈千” 的史实，还影响了对宋词发展规律的探求。为了推动词学研究的发展，必须打破这一形而上学的观念。有的代表指出，苏轼、辛弃疾被称为豪放派的代表，但他们的作品以婉约为多，豪放词所占比例极小（尤其是苏），称他们为豪放派是不恰当的。但也有的代表认为，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不能简单地看统计数字，应该以他们对前人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作为准绳，从最具特性的“这一个” 来说，苏、辛等人有继承发展关系，可以称为豪放派。
多数同志认为，词兴于晚唐，为倚声之作，与燕乐关系密切，自是软性声调，虽然一度发展为独立的抒情诗，但花前月下、院落笙歌，从席间侑觞到应社酬酢，词的总貌应是风云气少、儿女情多。但是，民族斗争的激烈壮怀既然阑入这个红牙拍板的园地，历代词作中慷慨激烈的篇章也不是寥若晨星，那么，“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的豪放词当然是不容忽视的。到会同志认为，豪放词的价值应该充分肯定，豪放派的说法却难以成立，具有豪放风格的词人确有一批，但称之为“派” 却很不恰当。至于不作深入、具体、历史的分析，以派划线，判定弃取，那显然是不对的。
关于“豪放” 一辞的含义，代表们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豪放并非不守绳墨、有如无鞚野马，也不是不谐音律、狂放怪诞；只有在“妙算毫厘得天契” 的基础上，才能自由挥洒，表其逸怀浩气，以涤荡振刷的革新气概和有为而作的求实精神，形成清雄绝世的风格，超妙入神的气度，恢宏浑沦的意象。豪放属于刚性美的范畴，但在词国并不能平分秋色。刘勰论风格有八体之分，皎然有十九字之辨，司空图更标举二十四诗品，词虽门小而径狭，豪放、婉约之外，还有清空、质实的疏、密之分，清人陈廷焯析唐宋词为十四体，今人詹安泰也有八种风格之说。因此，豪放、婉约的“两分法” 是绝对化、简单化的表现，到会同志认为，破除这种“两分法” ，是将宋词风格流派研究引向深入的必要前提，也是撰写词史必须注意的。
与豪放、婉约相关的，就是词论史上争论很久的正变问题。词在兴起之时，就以柔丽为宗，以后婉美一类又占压倒多数，因而多数词家、论家、选家以婉约为正，但也有些人以刚美为正。到会同志认为，诗三百篇的风、雅，有正、变之称，是依时代区分的，不含轩轾之意，而论词的正变，则有正统、正格和旁门变格之别，自有抑扬。从词史上看，婉美派在先，且为多数，可视为正，刚美派在后，且为少数，可视为变，“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后盛” ，能这样看待正变，才能真正认识词体嬗变的实际，才是公允之论。
二 关于词的诗化问题
依我国论词的传统见解，常以音律协洽作为“当行” 的标尺，苏轼词因音律的原因，被看成“要非本色” ，属于“别格” ，自李清照的《词论》严分诗词畛域以来，词“别是一家” 之说，历来为多数论者引述。但是，与重豪放、轻婉约相应，解放以来的意见是无保留地肯定诗体词，过分贬抑严守乐律、系于音乐的曲子词。近年来，又有强调诗词严格分野之势。
有的代表认为，我国的诗歌史充分证明了诗、乐互为表里的事实，但有“选词以配乐” 和“由乐以定词” 的不同途径。词最初是配乐的曲子词，但至北宋中叶，逐渐出现应歌的曲子词和案头的诗体词的分野。虽然李清照感叹词“知之者甚少” ，但这种不尽依宫调声情的诗体词，实是代表了词的发展趋势，将词从歌席酒筵导向广阔的社会。有的代表更进而指出词的诗化开创了新的道路，尤其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人，所作的爱国主义战歌成为词坛的基调和主流，因而南宋前期的词风值得充分肯定，而以姜夔为代表的南宋后期词作，在脱离现实同时，又将词拉回严守乐律的道路，无疑是形式主义之风。
有的代表认为，“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二者美学性格有别，和诗比较，词有文小、质轻、径狭、境隐的特点，因而确有体性的不同。词是较为纯粹的抒情诗，有特殊的艺术规律和艺术个性，有难以代替的艺术韵味。词主要体现阴柔之美，应以空灵蕴藉、烟水迷离为极诣。因此，言志咏怀入于词，就有滞重或劲健之感，倚声的特质既失，柔婉的风貌亦去，倘等同于诗，就势必失去词的特点。因而，词的诗化虽有扩大题材、提高意格之功，也有销蚀词美之过。至于以姜夔为代表的南宋后期词，更不能简单否定，它之回到词的“缘情” 本位，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较之于“诗化” 而流为贲张叫嚣之习的辛派末流来，姜夔等人的作品更为历代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