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浪漫主义的夕照中

 

　　文学史家一般认为：1820—1830年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极盛期。

 

　　当波德莱尔于1845年前后登上文坛的时候，法国文坛上已是另一番天地。他发现，曾经是轰轰烈烈、所向披靡的浪漫主义运动失去了锋芒，在卷土重业的伪古典主义面前颇露出窘态。有一些批评家出来宣布浪漫主义已经名存实亡，更多的人则在报刊上撰文，力陈其弊，总之，“很少有人愿意赋予这个词以一种实在的、积极的意义”。然而，波德莱尔恰恰是这很少的人中一个，他不相信，“有一代人会为了一面没有象征意义的旗帜而同意进行几年论战”。他决心重新赋予浪漫主义这个词以“一种实在的、积极的意义”。1862年1月12日，波德莱尔发表了一首十四行诗，题为《浪漫派的夕阳》：

 

　　初升的太阳多么新鲜多么美，

　　仿佛爆炸一样射出它的问候！

　　怀着爱情礼赞它的人真幸福，

因为它的西沉比梦幻还光辉！

 

　　我记得！……我见过鲜花、犁沟、清泉，

　　都在它眼下痴迷，像心儿在跳……

　　快朝天边跑呀，天色已晚，快跑，

至少能抓住一缕斜斜的光线！

 

　　但我徒然追赶已离去的上帝；

　　不可阻挡的黑夜建立了统治，

　　黑暗，潮湿，阴郁，到处都在颤抖，

 

　　一股坟墓味儿在黑暗中飘荡，

　　我两脚战战兢兢，在沼泽边上，

　　不料碰到蛤蟆和冰凉的蜗牛。

 

　　原诗发表时，出版者在最后一行诗下附了一条小注，其文曰：

 

　　早在古典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绮丽派之间的争吵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有了“愤怒出诗人”这句话……很明显，“不可阻挡的黑夜”云云，是波德莱尔先生对文学现状的特点的概括，而“蛤蟆”和“冰冷的蜗牛”则指的是与他属于不同流派的作家。

 

据考证，这篇小注出自波德莱尔本人之手，所谓“与他属于不同流派的作家”指的是当时专以描摹丑陋场景为能事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常情常理派”。

 

　　《浪漫主义的夕阳》清楚地表明了波德莱尔对浪漫主义运动的怀念，对文坛现状的鄙夷以及他那种无可奈何却又竭力想推陈出新的心情。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曾经有过光荣的日子，然而，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当年戈蒂耶身穿红背心大闹法兰西喜剧院的那种狂热和激情已逐渐冷却，曾经充满了希望的文学革命也很快露出衰颓的光景，这不能不使波德莱尔有今不如昔之感，他在《论泰奥菲尔·戈蒂耶》一文中写道：“任何一位醉心于祖国荣光的法国作家，都不能不怀着骄傲和遗憾的感情回首眺望那个时代，那时处处都潜伏着蕴含丰富的危机，那时浪漫主义文学是多么蓬勃有力地发展着。” “骄傲和遗憾”，正是波德莱尔灌注在这首诗中的感情。他骄傲，因为那个时代升起了那么多璀璨的明星，它们的光芒给法国文学带来了那么强大的活力；他遗憾，因为物换星移，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阻挡的黑夜”，次日的黎明将宣告怎样的一天？是晴？是阴？是雨？法国的诗歌面临着转折的关口，似乎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对新人的呼唤。从描写转向暗示，从比喻转向象征，从造型转向音乐，难道这将是法国诗走向现代的路口吗？无认是诗坛的盟主雨果，还是批评的权威圣勃夫，仿佛都还陶醉在昔日的荣光里。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全盛期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1820年3月，拉马丁发表《沉思初集》，史称“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次表现”；1827年，雨果发表了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克伦威尔〉序言》，浪漫主义运动开始有了自己的宣言和领袖，前后几年工夫，犹如风起云涌，名篇佳作接踵而至，蔚为壮观，例如雨果的 《颂歌集》（1822），《东方集》（1829），拉马丁的《诗与宗教的和谐》（1830），维尼的《摩西》和《埃洛阿》（1824），缪塞的 《月光谣》（1829），大仲马的《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1829），等等，面目一新的浪漫主义文学一扫伪古典主义的腐朽、封建理智的干瘪和第一帝国时代的僵死的形式，法国文坛顿时改变了面貌。到了1830年初，雨果的《艾纳尼》上演，更是彻底摧毁了伪古典主义的堡垒，使这“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达到了令人眩目的顶峰。紧接着杰作迭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例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秋叶集》（1831），《光与影》 （1840）；缪塞的《给穆娜》（1832），罗拉》（1833），拉马丁的《约瑟兰》（1836），《天使谪凡》（1838）；维尼的《斯岱洛》（1832），《狼与死》（1838）；戈蒂耶的《莫班小姐》（1835），等等。自我表现与自我崇拜，感情的充沛与抒发，语言的夸张与怪诞，对理想的追求，对奇特事物的爱好，对异国风情的向往，总之，对一切束缚个性和自由的陈规旧习的冲击，成了这二十年间文学王国的君主。然而，浪漫主义运动在顶峰上停留的时间并不长，《艾纳尼》上演（1830年2月25日）后不久，七月王朝的建立就一下子打折了这些在高空中翱翔的雄鹰翅膀，使他们一个个朝着平庸而又肮脏的土地跌了下去，然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雨果自1840年出版《光与影》之后就暂时沉默了，忙于政治活动；1843年他的剧本《城堡里的伯爵》演出失败，被史家看作浪漫主义运动结束的标志，而可以提供佐证的还有，仅仅一个月后，朋萨尔的古典主义悲剧 《吕克莱斯》演出大获成功。自称第一个“使诗走下巴纳斯山”和“把人的心弦本身给予缪斯”的拉马丁，1838年发表长诗《天使谪凡》之后就搁笔了，实际上作为诗人已不复存在。以塑造孤傲坚忍的诗歌形象著称的维尼也已遁入象牙之塔，缠绵病榻，在忧郁中撰写回忆录和出入社交界。浪漫主义的“顽皮的孩子”缪塞早已写出他的主要作品，只是偶尔再写些小说和剧本。当年为《艾纳尼》大喊大叫的急先锋戈蒂耶，早在1832年就开始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了。法国诗坛上一时竟有人去楼空之感，人们进入了一个彷徨、徘徊、探索、尝试的时期，“诗坛上再无流派的约束”。

 

　　活跃在1819年至1830年间的那些诗人们，年少气盛，感觉敏锐，抓住了复辟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即自由主义，在诗界掀起了一场革命。他们的抱负很大，也的确改变了法国诗歌的面貌，并且产生了比现实主义更为深远的影响，然而，这支队伍并非步调一致的队伍，他们的目标并非一致，因此，当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思想上的极端和方法上的偏颇也就暴露出来，并导致某些消极的后果。因此，浪漫主义运动的胜利，就其本身来说，并不巩固，其对法国诗歌所作出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