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发亮的水流过。

六二年的肚皮不那么饿了。穿着补丁落补丁的破汗衫的孩子们又蹿回到大街上。北京搞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伟大领袖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那时,毛主席的威信还没有文革时那样高。我带领的一帮孩子与北门另一群孩子发生冲突。原因倒也简单,我一口咬定毛主席是不会犯错的,他老人家是天上的神,是到中国带领穷苦人民过好日子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呼尔嗨哟……”我们排成方队,歌声嘹亮。另一帮孩子的头是县某机关党组书记的女儿,叫于萍。于萍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只要是人,都会犯错误。于萍还捏着蹩脚的湖南腔,背起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于萍骄傲地说道,你懂不懂,这是我爸说的。

这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啊!毛主席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这是造谣!这是诬蔑!这是恶毒的蒋特分子在攻击我们党,我们伟大的祖国!可惜那时还没有红小兵的提法,要不,我就是中国第一个红小兵。我的拳头飞出去。于萍奋起反击。我们所率领的部队捉对厮杀,兵对兵,将对将,卷起七十二路烟尘。我方人多,他们人少。他们陷入人民大海的汪洋战争中。他们仍不屈不挠。我成功地把于萍压在身下,用烂泥巴糊了她一嘴。她绝望地喊叫,拳头在我背上无力地捶打。不知为什么,我的小鸡鸡硬了。不是一般硬,是非常硬。我都以为是于萍从裤兜里摸出棍子顶在我下面。

风吹起来的砂粒飘到眼睛里。我流下泪水,用手指去揉眼眶。太阳是一个烂掉的变了形的鸡蛋黄。街道两边贴满标语的低矮平房宛若一头头怪兽。在远处朝着我们指指点点挎着菜篮的大人的样子就跟木偶人差不多。这些原本熟悉的景象与其他孩子的叫喊在泪水里发生很古怪的变化。它们仿佛是逐渐远去的水流的声响。我突然感觉自己掉进了一片带有腥气的寂静,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剩下我、以及被我骑在身下的女孩儿。然后,我想起去年那个阴冷的早晨,想起自己挂在明姨脖子上的那双破鞋。我下意识地低下头,发现于萍的两条细麻腿已被我分成一个大字。我觉得很羞耻,放开她。我没闹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不得不弯下腰,以免被伙伴们发现裤裆里可耻的变化。于萍爬起身,一腿踢来,蹬在我裆里。我正发怔,哪来得及避?睾丸吃了一脚,当场在地上打起滚,嘴里迸出可怕的惨叫。大家吓坏了,讪讪地互相松开手。青皮在旁边尖声叫道,于萍,你踢烂李国安的卵,你得嫁给他做老婆了。于萍哭了,撒腿飞奔,边跑边回头看,似乎是害怕我追上来把她弄去做老婆。她率领的部队顿作鸟兽散。我方大告全胜。我真没想到“老婆”这个词竟有这等威力,早知如此,哪用得着打,叫青皮这个狗头军师在阵前叉腰戟指说一声,你得做俺司令的老婆就万事大吉。

所谓“硬”,可能只是我的幻觉。我在成人后读过一点关于儿童性意识的书籍,里面论述了儿童的各种性行为,比如拥抱亲吻、抚摸生殖器、扮病人与医生检查身体、过家家、比赛谁尿得远等,但没有谁告诉我:一个八岁大的男孩究竟会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勃起。

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包括那些看上去真实可信的细节,有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二零零五年一月,德国波恩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发现大脑中有一种“守门人”的功能,能对涌入大脑内的信息进行分类,即分成需要保留的和永远忘记的两类。而且,如果记忆同喜悦、恐惧或激动这些感觉结合起来,就会特别深刻。换句话说:我们总是记住我们想记住的,忘掉我们想忘掉的。

大脑不仅会自动过滤掉那些它认为毫无意义的信息,还会对所保留下的信息进行处理,进而演绎,以便让这些信息更吻合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的形象。这并不是我们故意要撒谎,而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些留存于他们脑海里的影像确实是发生过的事。又或者说,谎言并不存在。人的谎言是构成时间之河的一种基本元素。鲁迅先生指出的“瞒和骗”并非是中国人独有的劣根性,而是整个人类的品性。今天未发生的事,明天要发生;你未遇上的事,他遇上了,这些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吗?况且历史本身固有着自己壮丽的不为人的意志所改变的行进秩序。不管是否有那么一群人试图“据事直书”再“予夺褒贬”,有些东西必然化作沉没之鱼,沦为虚构之物。

天空湛蓝。“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了,人们脸上又浮出精神抖擞的笑容。六三年,有一个名字震动中国大地,他的名字叫雷锋。“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我念书了。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成绩也不差,或许是看多了不花钱的小人书的原因,“人、手、足、口,山、水、田、土”等自然不在话下。我所着迷的是要当“学雷锋标兵”,不过,竞争太激烈,比起现在的考研还困难。一个班的学生有五十多名,只有一名标兵。我最大的对手就是于萍。

冤家路窄,这个黄毛丫头成了我的同学,特别爱劳动,能把教室里的玻璃擦得让苍蝇也滑了脚——事实上,没一只苍蝇胆敢飞入校园。无数双狂热的眼睛在虎视眈眈。上缴苍蝇的尸体也是“学雷锋活动”的内容之一。为此,我在上学路上也紧攥着一只自制的苍蝇拍,不走寻常路,专挑污水横流的小巷,哪里臭就往哪里奔。我母亲因为我在吃饭时突然放下碗,状若疯狂地去追杀苍蝇,吓得摔碎碗,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不谦虚地说,我抓苍蝇是努力的。成绩也卓有成效,每天能弄到几十只苍蝇。令我郁闷的是,于萍上缴的苍蝇尸体总是全班最多。活动进行到最高潮时,她仍然能每天抓来数以百计的死苍蝇,还不缺胳膊少腿,个个可以拿去当标本。我非常纳闷。难道于萍家专门孵苍蝇?我跟踪了她。

我真蠢。真的。我跟踪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未发现于萍的秘密。我怎么也没想到于萍在女厕所里一蹲就是半个小时为的就是抓苍蝇。我还以为她便秘了。我蹲在女厕所外面,脚蹲麻了。我为什么就想不到进厕所抓苍蝇?可见我的智力是有问题的。或许这不能怨我。毕竟在厕所里抓苍蝇也有技术含量。因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县里的几间公厕一天有十几趟人马来打扫。要逮苍蝇,必须翻过隔板,到后面的粪坑,还不能直接得拍子往苍蝇聚堆的地方拍,那样屎会溅一身。得用一个塑料袋,越大越好,把新鲜刚出炉的屎捡进去一砣,屏住气息,等苍蝇飞来。看火候差不多了,赶紧收口,打上结,装进书包,再拿回去浸在水里,淹死苍蝇,就大功告成了。当我在有心人的指点下,终于发现问题的要害所在,我出离愤怒了,马上跑回学校向老师检举了于萍同学的这种恶劣行径。老师奇怪了,说,厕所里的苍蝇就不是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