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一九六四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我有点不解，毛主席明明说了原子弹是纸老虎，为什么国家还要去搞这头纸老虎，并在成功后举国欢庆？疑惑一闪即逝，我的目光被“草原英雄小姐妹”吸引住了。十一岁和九岁的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与暴风雪搏斗一天一夜，舍生忘死保护了集体羊群，人民日报以《最鲜艳的花朵》为题，报道了她们的感人事迹。当时我还不能看懂每个字的涵义，全文八节，“楔子、风暴、黑夜、灯光、亲人、黎明、生命、尾声”，第一节，楔子的“楔”我就不认得，但这篇报道的字数我数过不下十遍，不连标点符号，共八千七百七十六个。这是一件庞大的工程，眼睛数得发疼，每数到一百个字时，我便在纸上画一横，我整整画了一千七百五十五个“正”字，还多出两划。龙梅与玉荣是多么高尚!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羊群，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第一句问的就是：“我的羊群呢？”相比之下，我太可耻了，整天私心作祟，哪有一点革命接班人的模样？

我发誓要痛改前非，打算每天去做一件好事，并用日记本写下来，以备到时交给由班主任代表的组织审查。但做好事的机会又何其之少!我总不能把教室墙壁上的砖也拆下来洗。我很想拾金不昧，但就捡不到一分钱，哪怕是一根针一粒钮扣。我鼓起勇气敲响去年曾经去过的几户孤寡老人家的门，结结巴巴说明来意，他们阴沉下脸，重重地关上房门。我很羞愧，这不怨他们没礼貌，我们曾打碎了他们的碗，弄坏了他们窗户上的玻璃，在帮一个干瘦皱瘪的老妇人洗头时，拽落了她几绺白头发。我得承认，高举着“学雷锋做好事”旗帜的我们，就是一群蝗虫，所过之处，无不人心惊惶。

学校附近有一个养猪场，里面有不多的几头猪，看上去都比较老实，就是嘴巴特长，懒懒洋洋地趴在粪便与污水中，偶尔抬头看一眼我。我观察几天，准备去那打扫卫生。当我雄纠纠气昂昂扛着扫把潜入猪场下到圈栏后，猪们突然一起惊慌地叫，把蹄子举起头顶，冲出圈栏，满世界疯跑。它们终于获得自由，虽然只是比猪圈大不了多少的自由，所以它们完全不领会我来为它们做清洁卫生的好意。或者说，它们开始的老实都是伪装，是诱使我这样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为它们打开木栅门。我吓傻了，双腿战战兢兢，徒劳地张开双臂。一头黑猪蹿过来，钻进我胯下，把我扛到背上，急奔出栏，再一个干净漂亮过肩摔，扔下我扬长而去。我眼看要被它们踩成食物，暴怒的饲养员冲过来，顺手给了我一巴掌，喝道，“小兔崽子，给我滚。”我想滚，他马上反悔了，一把揪住我衣领，嚷道，“你是哪个学校的？”这是一次多么令人难堪的辩白啊。我被一群近似凶神恶煞的大人迅速包围。我没法子不眼泪汪汪。我快哭得背过气了，可还是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来做好事的，不是蒋光头派出的特务。一个脸上有酒涡的金鱼眼反复问我，是否懂得这些猪是国家财产？这是可怕的陷阱。我想起偷鸡蛋的老厨师。我想，我也该打自己嘴巴，于是，抡起巴掌用力打。我一打，他们全笑了。我就打得更起劲了。我一边打，一边交待自己的姓名、年龄、就读的学校，以及父母的名字。当我说出继父是谁后，金鱼眼怔了下，小酒涡就在脸上不断浮动漂移，变化出各种表情。半个小时后，继父匆匆赶来，他俩紧紧握手，就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与座山雕，说一些日常问候的话，也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继父拍拍我脑袋吩咐我叫叔叔。我乖乖叫了。金鱼眼蹲下身，用手掌抹去我衣衫上的猪的粪便，笑道，“这孩子真聪明，都晓得来替国家打扫卫生。”继父也笑，领着我回家，边走脸边黑下来，走到半路上，在路边草丛里撸起一把手指宽的青叶，往巴掌心里吐了一口唾沫，搓软，敷在我的腮帮子上，说道，“是他打的？”我摇摇头，嘴巴上火辣辣的疼一下子就被一种清凉所取代，仿佛有一条狗拖着毛茸茸的舌头在上面来回舔着。我差点惬意地呼出声。继父又问，“那是谁打的？”我只好承认是自己。继父用很奇怪的眼神瞟了我一眼，吐出一口气，没问我为什么要打自己，也没问我为什么要去猪圈，摇晃着身子，在金色的阳光里甩开脚步。我走在他身后，躲在他的影子里。我突然幻想金鱼眼会写封感谢信到学校去，这样我就可以在班主任面前骄傲地挺起胸膛。

这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在郁闷几天后，终于有了一个奇妙无比的主意。这还是从去猪圈后获得的灵感。我的班主任是女的，是寡妇，丈夫死得早，家在学校里，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门有几株喜树。女班主任有一位二岁的儿子，每每蹲在树下拉屎。我决定去帮这个小东西揩屁股，为此，特意把报纸裁出巴掌大的形状。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当我皱着眉头把报纸往眼前这个细嫩的臭哄哄的屁股拭下时，小东西成了小畜生，鬼哭狼嚎尖叫不休，声音那个瘮人，方圆几里的玻璃都砰砰乱跳。女班主任卷起一阵风砂，暴走而至，说我把她儿子按地上吃屎。这太委屈人了。虽然小畜生嘴边的确有一丁点大便，那属于意外，是不小心，可以原谅，至少我的动机是好的嘛。这一次，继父没能救我。女班主任通知了我的母亲。母亲气坏了，赶来后，抓住我拳打脚踢。我被打成猪头，雄心壮志一时尽付尘土。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社教”在各处开展得如火如荼。人人争表忠心。政治嗅觉灵敏的人从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里读出不详。我上了小学三年级。于萍做了班长，与我同桌。老师说，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但于萍有红领巾戴，我没有。那条三角形的红色布条儿区分了我们的生活。

于萍同学越来越趾高气扬。那时，男生与女生不大讲话。每张课桌几乎都有用铅笔刀划出了深深的“三八线”。一般是男生欺负女生。许多男生上课时不是听老师讲课，而是观察女生的胳膊是否越线，再以削尖的铅笔头迎头痛击。女生挨了扎后，多半委屈地瞪来几眼，顶多眼泪汪汪一阵子。可我比较背，摊上于萍这位同桌。当我试图用小刀把这条“三八线”刻得更清楚一点时，于萍举手向老师报告，“李国安同学在破坏公物”。在老师眼里，凡于萍同学的话就是可信的，何况于萍还经常把话题上升至“我们要爱护公物胜过爱护自己的眼睛”这种理论高度。我只好委曲求全，也不敢像其他男生那样对付她那双时不时越过封锁线的胳膊。不过，说实话，她那只胳膊也真是漂亮，细细白白，与藕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