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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磊回到房间,坐在床上,许佳坐在对面椅子上。两人有一搭无一搭说着话,这样过了大约10分钟,灯亮了,许佳兴奋地站起身,拍手道:嘿,修好了。就在这时,张棋和一个团支委推门进来,两人看看许佳,又看看权磊。权磊当时并未觉察到什么,招呼大家坐下。4个人接着开会,一直开到很晚。第二天回到厂里,权磊一头扎在工作中,早把这事忘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人费解。先是一纸调令,把许佳调到分厂。紧接着,许佳火速结婚。婚宴只请了分厂的几个同事,团委的人一个也没请。权磊觉的有几分蹊跷,更蹊跷的是本应下发的调令迟迟不来。他又不能去问。只能等。

等待是最熬人的。

最终,调令还是来了,但不是调他,而是张棋。

权磊当时就傻了,他觉的自己就像站在跳台边的运动员,已经摆好姿势准备起跳,冷不防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像个植物人似的直挺挺地掉到水里。摔的两眼冒火花,两耳嗡嗡作响。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但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自己的仕途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权磊苦苦问自己。他把这一来年发生的事像演电影似的,一一回放,一个镜头也不放过,试图找出其中的败笔。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他隐隐觉的似乎和那天晚上停电有关,和许佳在黑暗中单独相处的10分钟有关。一对孤男寡女,呆在房间里,而且是在黑暗中,会发生什么?权磊不禁打了个寒颤。如果是因为这事,那这样的结果就太不难理解了。一个做团的工作的人,犯别的错误或许可以,惟独不能犯“作风”问题。一旦和“作风”粘上边,就等于给自己的政治生命判了死刑。

权磊凭生第一次体验到政治斗争的微妙和险恶。他抱着就是死也得死个明白的想法,借了辆自行车,只身去了西郊宾馆,打听到那晚值班的电工,扛了50斤大米送去。

那位身材消瘦、长了一脸青春逗的宾馆电工瞅瞅权磊,又瞅瞅他送的那袋大米,转身进屋,从桌角下一个污迹斑斑的工具袋里掏出两截保险丝。

“你看,保险丝是被齐根剪断的,不细看看不出来,一共剪断两处。开始,我以为是小偷干的,但后来一查,宾馆没丢什么,客人中也没有来报案的。你是那天的客人?”

权磊点点头,木然站在那。

“丢什么东西了?贵重吗?”年轻人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着他。

权磊摇摇头,又点点头,指指他手中的保险丝,“这个,给我吧。”

“行,我留着也没用。你要去报案吗?这么长时间,恐怕报了也没用了……”

权磊兜里揣着两截剪断的保险丝,骑着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走在四周漆黑、荒无人烟的马路上,心中没有恐惧,没有悲伤,只有愤怒和冷酷。他拼命蹬着车。北方的春天,乍暖还寒,但权磊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脸上也湿漉漉的,不知道是汗水,还是眼泪。

如果此时他手中有枪,如果张棋就站在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勾动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