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岁月（第2/3页）

临解放那会儿北京比较乱，有一天我看到一帮人围着电线杆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我钻进人群才发现，电线杆子上绑着一个人，这人是我们一个老乡。有位宪兵班长手里拿着手榴弹，用手拉着弦，有一拉即爆的危险。管片的国民党警察手里拿了一把盒子枪，两个人对峙。我还依稀记得警察对围观的老街坊说：“大家靠边站，我们要见血了！”众人闻听都往后闪，宪兵班长岿然不动。

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就是我们柜上有个徒弟李满春参加了宪兵队，后来李满春逃跑了，宪兵队班长来找他。开始绑的是我父亲，后来发现与我父亲无关。据说那个老乡是李满春当宪兵的保人，这才把那个老乡绑在电线杆子上要人。一个宪兵班长拿着一颗手榴弹就敢绑人，其实就是讹人来了，兵荒马乱的也没人管，最终还是我们家出了点钱给那个宪兵班长，这事才平息。

我六岁半正式上小学，解放后城市贫民可以上公立学校，不收学费。而我家不行，属于资本家，虽然家里已经没钱了，但是我们也只能上私立学校。那时候我们和我叔叔家没分家，我上面有一个亲哥，两个叔伯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叔伯弟弟，全在普励小学上学，后来叫贾家花园小学了。

刚刚解放老师挣小米，就是工资按小米算，挣多少小米就是挣多少钱。我们家孩子在普励小学上学的多，交不起学费，总被老师催。那时候刚解放，老师还兴打人。我亲眼看见有个同学老迟到，老师气得把棉帽子拿下来往学生脸上抽。可怜的是被打的孩子们不认为老师不对，他会认为老师打他是为他好。可能那会儿对师道尊严就是这么个认识。当然也会遇到反抗的孩子，有的老师打孩子，孩子把老师手咬破了，咬得老师直哭。

我第一年功课很好，班里第八名，到了二年级十九名，三年级三十多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绩逐年下降。等到我六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一门不及格了。学习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家里孩子多，家长管不过来，有时吃饭都吃不上。

虽然六年级成绩不好了，就是这样在我们廉家五个大男孩子中，我仍然是学习最好的。我亲哥哥蹲了两回班，叔伯大哥也蹲了两回班，叔伯二哥蹲了三回班，最后蹲得都和我一班了。而我下面的叔伯弟弟也蹲过一回班。

当时能上普励小学都是比较有钱的，像我家这样的算是破落的。我们班有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就是同仁堂的家属；还有同学家是开大瓷器店的；有个同学家是一家制鞋油的大公司，我曾去过这个同学家，深宅大院、建筑讲究，后来改海军司令部了。还有一个叫沈长恩的同学，他家开银行，银行就在打磨厂那儿。有一次学校要学生自己做毽子，做毽用铜钱，他说他家有的是铜钱，让我和他去拿。我们俩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爬上二层楼，往里一看全是麻袋，我心想这得有多少铜钱啊？可打开包一看不是铜钱而是铜子。最后，我们两个裤兜装满铜子，满载而归。现在想起来我这位沈长恩同学乐子多多，那铜子是他们家的，他却引狼入室和我同流合污偷他们家的铜子，真是童趣无忌啊！

还有一次，老师把我们分成两拨，我们趴在操场两头，用手做手枪状，互相射击，玩得很开心。突然，沈长恩滚了几个滚儿死了过去。班主任是个姓吴的女老师，几乎吓哭了，连忙说：“你怎么了？”半天沈长恩才醒来，说：“我被他们打死了！”吴老师听罢继而又笑哭了！

1953年斯大林逝世，全国哀悼，普励小学降半旗，女校长满怀无产阶级感情，刚说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斯大林时就哭了。小孩们一看校长哭了，也都跟着哭。我那时候上三年级，班里一个大嗓门男同学一直哭，怎么哄都哄不好，弄得我们都没法上课了，学校就派人把他送回家去哭。第二天那个男生来了还哭，两三天后才缓过劲来。那时候的孩子不懂，现在想来都是笑话。

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社会治安非常好，家家户户睡觉不关大门，真正是夜不闭户。到了夏天为了防止地上的热气上升，号召用凉水泼街。为什么后来说下雨泼街假积极呢？就是这么来的。那会儿政府号召消灭四害，公共厕所时常清扫撒白灰，大粪坑都要求盖盖儿，主要是防止苍蝇。到了一定节气，政府组织群众挖蛹，动员大人小孩翻盆倒罐，防止苍蝇、蚊子滋生，不夸张地讲我们下东河沿原来是一个苍蝇、蚊子、臭虫聚集的地方，自从除四害后，胡同比过去干净得多，夏天看不见苍蝇，睡觉都不用蚊帐。

那会儿老百姓革命热情很高，喊口号都联系实际，什么“大粪坑要盖盖儿”！到了三八节还有的口号是“打到男人”之类。那会儿也不觉得怪，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可笑！

1955年我考上了北京59中，我们是59中第一届的毕业生。那一届我们六个班，我是一班，这个班的学生年纪最小，大部分都是属羊的或属马的。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试读生。试读生的意思就是差几分没有考上中学的学生。然而，就这些试读生，后来基本上都很有出息。

直到现在我们59中的中学同学经常聚会，感情极深。我在中学就喜欢文艺。九岁的时候喜欢吹笛子，到初中的时候我就吹得不错了，但是班里有一个比我吹得还好的同学叫金新源，因为金新源的哥哥是山东军区文工团里的演奏员，所以他懂得怎么吹。我间接受他的影响。喜欢是喜欢但我没有老师教，全凭自学，照着唱片自己练。我自学能力比较强，后来竟进了战友文工团。

1948年解放军围城，我父亲信基督教，怕共产党来了不允许信耶稣，因此就想去台湾。那时候飞机场在东单广场，离我们家很近。形势紧迫，飞机票都买了，准备全家一起走。后因为我母亲是独生女，姥姥、姥爷年纪大了无人照顾，所以就没走了。除了房我父亲把财产都给教会了，我们家没有生活来源了，只能坐吃山空，日子越来越艰难。

我家和叔叔家住在一起，两家人也好分，我家哥几个都长得黑，叔叔家的孩子都白。因为家里穷，全家就一条围脖轮流带。后来这条围脖还丢了。记得学校举行了一次失物招领，当发现这条围脖的时候，是五个男孩一起认领的。

下雨的时候也没有雨伞，一下雨别人家的孩子打伞，我们只好拿块雨布挡雨，那块雨布都是怕小孩尿炕垫屁股的。因此长大后，我对雨伞特别有好感。

由于家里穷，所以11岁时，我就和哥哥弟弟们一起去天桥卖牙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