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前诗的删改

色胆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两绸缪。

只思当日同欢爱,岂想萧墙有后忧。

只贪快乐恣悠游,英雄壮士报冤仇。

天公自有安排处,胜负输赢卒未休。

——词话本第九回

感郎耽夙爱,着意守香奁。

岁月多忘远,情踪任久淹。

于飞期燕燕,比翼誓鹣鹣。

细数从前意,时时屈指尖。

——绣像本第九回

绣像本《金瓶梅》对词话本多有删改。凡是比较过两个版本的读者,想必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删改的内容包括回目、诗词、字句,也有错讹订正、情节补缀以及结构上的调整。若将增删和改易的内容进行一番比勘,我们不难发现,绣像本的作者在修辞、技法、章法结构上的造诣和修养,要远胜于词话本作者。虽然有些地方的修改过于生硬,某些文字的删减过于武断,但总体而言,从小说的文学性和完整性等方面来判断,绣像本都要优于词话本。可以说,大部分的修改都是有道理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学术界已有不少的著作和论文,这里不再赘述。而我所关心的问题,并不在于两个本子的优劣,而是绣像本作者在对词话本进行删改时,依据的是怎样一种心理逻辑和原则,特别是在这样的逻辑和原则的背后,反映出修改者怎样的趣味和价值观。

这里仅仅就两个版本“回前诗”的比较,做简要分析。

就本节前所引第九回的两首诗而论,任何一个有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都能立即看出高下。词话本这首诗的粗疏、随意和浅陋,一望而知。别的不说,单是诗中“只思当日”与“只贪快乐”的简单用词重复,即可见出词话本作者在“作诗”时的漫不经心。此诗全无一点诗意,形同大白话。而绣像本的这首诗,虽然亦不甚佳,但从文辞上说,显然要雅致、工稳许多。尤其是末一联(细数从前意,时时屈指尖),思妇之形貌及心理已呼之欲出。词话本作者诗词修养不高,多是乡村学究的口吻,难登大雅之堂。但更大的问题或许是,此一作者对遣词用句全不在意,其轻率让人难以忍受。比如说第一回的回目:

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前一句有七个字,后一句则有八个字。更奇怪的是第六十三回,回目居然是:

亲朋祭奠开筵宴 西门庆观戏感李瓶儿

后一句硬生生地多出来两个字,文字修养再差也不至于此。这只能说明词话本作者对于诗词之工稳、文句之整饬没有什么追求。回前有诗,是词话本《金瓶梅》结构的一大规制。但到了第四十八回,回前诗忽然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则滥俗的“格言”,简直不伦不类,让人哭笑不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绣像本删改词话本回前诗的第一个原则,可以说是化粗率为工稳。

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些例子。词话本中有些诗原本写得不坏,但也遭到了绣像本作者的删改,比如说第二十二回、第九十九回等等。原诗虽说直白俚俗,但诗意颇有忧世伤生之意,绣像本作者一律删除,代之以“公子怀春”、“美人迟暮”一类的诗词小曲。绣像本作者似乎很喜欢这一类吟风弄月的情调,也不嫌连篇累牍令人生厌,也不管与内文是否匹配、衔接。绣像本作者新加的这些诗词曲,有一些可以看出是他自己创作的——比如第七十六回开篇诗中“简点惟无温秀才”一句,明显是紧贴着内文的情节敷衍出来的。但更多的诗词,都是现成的搬用或移植。比如说,他时常挪用李清照、范仲淹、周邦彦等人的词作为开篇。作者这一类的删改,依据的是化朴拙为绮靡、变劝诫为风月的原则。很多地方的改易,反不及词话本来得自然朴素、富有真趣,其出发点在于作者的“风雅”趣味——不用说,这种雕字琢句、满纸云烟的趣味,正是晚明文风的熏染所致。

由此,在仔细比对两个版本的回前诗之后,我们也可以发现绣像本作者改诗的终极原则——那就是“去道德化”原则。

绣像本的作者遵循十分严格的“个人趣味”,对词话本的诗词逐一进行过滤。凡是涉及到道德说教的诗词,一概删去,可以说一丝不苟,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作为一个反证,我们注意到,词话本回前诗中那些同样写得不怎么好,但却没有道德说教的诗词,大多都得以保留。这反映出绣像本作者对道德说教的深恶痛绝。

但问题是,词话本作者由于意识到自己作品中的淫秽内容极容易遭人诋毁,乃至有败坏风教的危险,本能地用大量说教与道德劝诫来加以“对冲”,希望在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平衡。这种煞费苦心的伎俩,在明代色情小说中可以说屡见不鲜。由于绣像本尽数删除了这些内容,而代之以风花雪月的情调,抛开修辞上的效果不说,这就使得《金瓶梅》的劝世和诫世主题发生了重要偏转,使作品的相对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气息空前浓郁。

由于张竹坡、曹雪芹以及后世的很多读者看到的《金瓶梅》多为绣像本,绣像本作者“去道德化”的倾向所导致的《金瓶梅》主题的偏移,是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