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急乱投医（第2/2页）

一般而论，在医治终告失败，医术无能、医家束手的情况下，患者若不甘心等死，似乎也只剩下访仙求道一途了。所以，在《父亲的病》一文中，陈莲河眼见得药针无效，最后便提起一种“仙丹”来，药价两块大洋。父亲沉思了一下，终于摇头拒绝。他倒不是舍不得这两块大洋，他心里十分明白，按照中国传统的医疗过程来看，一旦“仙丹”出现，通常就说明病人已经无可药救了。陈莲河还曾建议患者找个仙人术士来作法，去看看前世有无犯下什么罪愆。生命的决定权，随之从医家转移到了仙家术士的手中。

在《金瓶梅》这一回的文字中，赵龙岗可笑的失败，自然衬托出何太医何老人的高明。可李瓶儿服用了何老人开出的药方（花去白金一两），“并不见分毫动静”。最后西门庆终于接受了吴月娘的建议，赶往周守备府中去请吴神仙来作法了。

细细体味《金瓶梅》此回文字可知，对于中医的强烈批判和质疑，古已有之，并不自鲁迅先生始。在以解剖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出现之前，对身体和疾病的科学研究无从谈起。由于医疗手段相对简陋，时人基于临床效果，对医家将信将疑，进而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也不足为怪。

然而同样是对中医的批判与否定，《金瓶梅》却不可视为鲁迅思想的先声。因为两者的着眼点与社会文化背景完全不同。

鲁迅对中医的批判固然由“父亲的病”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所引发，但这种批判的背后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那就是西医。鲁迅对于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有一个比照的对象，那就是以西医为象征的西方近代科学文明。所以说，鲁迅虽然以自身的经验和记忆为出发点来批判中医，但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当时社会和文化话语的影响。简单地说，他不可能完全没有文化观念上的“先入之见”。

而在这些方面，《金瓶梅》则迥然不同。《金瓶梅》对社会、历史、道德和文化的否定是全方位的。作者既然要否定现实世界，从现世中见出虚妄，就必须对世俗的道德、人情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医者的不学无术和道德溃败，只不过是社会总体道德腐败的一个缩影而已。

作者并非是专门与中医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