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泪（第2/3页）

那个八月，我们一起看的第三本书是三十七岁小说家维克多·拉瓦列的《大机器》，可谓极其天马行空的著作。他也是个短篇小说家。在姑妈的乡间别墅时，母亲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我向出版这本书的朋友打听这本书，母亲曾经给这位朋友的女儿提供过一些关于学校方面的建议，所以，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书就已经送来了。我的那本是自己掏钱买的。

那真是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一个清洁工人受到一张纸条的鼓舞，拿了别人给的一张火车票后，出发前往陌生的佛蒙特州殖民地，加入了那里的一个戏称为“憋足学者们”的黑人社团，调查各种怪异的现象，接着便有一系列传说中的诡异事件开场，有男人怀孕、美洲土著传说、鬼神学、连环杀手，还有野猫。母亲深深地沉迷在这个故事中。虽然她已经看过了结局，但结局并没有透露面发生的那些精彩绝伦的故事。

我很兴奋地想要跟母亲讨论《大机器》这本书。过去十年间，我读过很多书，发现众多书籍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太平淡了，而且情节随便猜就能猜到。这不是说我喜欢为了荒谬而荒谬，但假如一个作家在我看了他的作品后大吃一惊，而且情节不是那种完全不合逻辑的荒谬，那么这个作家在我看来就是位优秀的作家。大多数书只是按部就班，丝毫不让人惊讶，比方说每一本涉及海难与潜水者的书里，潜水者总是会在深海船难处发现尸体。

“你怎么看？”我问母亲。

“非常精彩，我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我知道为什么有人把他跟品钦相提并论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品钦的书。”我老实地回答道。母亲看了我一眼，我赶紧说：“但我会看的！”

“每个人都觉得品钦的书很恐怖，但我总是觉得看他的书非常享受。而我最喜欢拉瓦尔的地方，是他对第二次机会的看法。”

在书的末尾，一个名叫拉维的人物问讲述者，人是否真的能改变，哪怕像他那样的人。罗尼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可以“左右摇摆他的长鼻子，看起来既好笑又性感”。他是个赌徒也是个笨蛋，他的哥哥将他赶出家门，每个人都避开他。他找寻的不是救赎，而是重回人类世界的邀请函，“仅仅是一个能够解脱的可能”。

这本书中的讲述者说，人能够真正改变。拉瓦尔用讲述者的口吻这么写道：“当一个美国人，就要当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对于体制没有多少信心，但我相信人。”

“那也是我所相信的。”母亲说，“这也是我为什么做难民工作的原因。难民是和我们完全一样的人，只是他们失去了一切，需要第二次的机会。这个世界发生的事跟小说中的一样让人惊讶，疯狂的事情在人们最不希望的时候发生。对人伸出援助之手只是举手之劳，人真的需要互相帮助，即使是一无所有的人。这也不仅仅是关于第二次机会，大多数人都值得获得无穷无尽的机会。”

“不是每个人？”

“当然不是每个人。”母亲说。“当我回想起利比亚，还有查尔斯·泰勒是如何残暴统治他的国家，对塞拉利昂所做的一切，被毁掉的百万条生命，他的残忍和野蛮。嗯，他完全是邪恶的。他永远不配获得任何机会。如果你相信有上帝，你也会相信有魔鬼，纯粹的魔鬼。”

关于《大机器》，我们聊了很多。这是一本讨论起来非常有趣的书，同时也值得好好地阅读和分析，这对吃了利他林以及类固醇、情绪高涨的母亲来说更是如此。母亲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她即将死去的前几个星期里因为重病、太累或无法集中精力而无法阅读。其实她已经有一段日子因为病重无法看书了，但她会看电影、旧片《法律与秩序》、无休止的新闻，以及其他政治评论节目。当她说她坐着一口气看完《大机器》时，那既是对这本书的赞美，也让我们知道她还是她，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清醒，而且还能沉迷在书中。只要她能坐着一口气看完一本书，就说明她的生命还没到最后。

八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去父母的公寓帮母亲办点事。进食对她来说越来越困难，最近发现她能吃一种肉冻，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食物。我的烹饪网站的伙伴为她做了一点，另一个家里承办酒席的朋友也送来了一些。还有一个朋友是父亲最好朋友的太太，发现了一家卖清炖肉冻的商店。这让母亲想起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年轻时光，还有晚餐派对中各种新奇美味的胶状菜肴。母亲也还能吃玉米，朋友们知道后也为她送过来。还有蓝莓麦芬，好几个人都送了。除了这些，母亲能吃下的东西就几乎没有了。

母亲开始消瘦。才一个星期的时候，精力与体重就急速下降。上个星期，我们还散步走过几条街去一家咖啡店吃麦芬蛋糕，母亲还接受一位做纪录片的朋友的采访，在镜头前讲了几个小时，聊生命中对她有所启迪的女性。而现在，我们有一件事得一块做：穿过街道，走到对面银行的提款机。母亲颤抖地抓住我的手，跟我一块出门，她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

纽约是一个鼓励伪善的地方。当我走路的时候，我诅咒闯黄灯的出租车，但当我快迟到的时候，司机开得很勇猛，我的小费会给得相当大方。我也习惯快速地走过忙碌的人行道，但此时，我与母亲在一起，看她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每一步都可能走不稳，所以我很看不惯那些粗鲁地晃着手臂，或者满不在乎地背着粗笨的包或双肩包又横冲直撞的人。经过街角，穿过马路更让人胆战心惊，没有人为瘦弱的灰发女士停顿一秒，她那么努力地参与着这个城市的生活，还没有准备好躺在床上，还没有准备好死去。

妹妹很快回到纽约，这两年她已经多次回来探望母亲。父亲常带母亲去纽约的各个地方转，哥哥和嫂子，还有许多朋友也会陪母亲出去。母亲不愿意用轮椅或助步车，只愿意用手杖。大多数时候，她都会找我们中的一个人陪着。但有些事情她坚持要自己做，不顾任何人的劝阻，比如去一家礼服店给妹妹买一条黑色的礼服裙。妮娜后来才明白，母亲希望她穿一条漂亮的裙子来参加她的葬礼。九岁的小侄子艾德里安在学习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于是母亲跑了各种画廊，试图在能力范围内找到20世纪20年代伟大摄影师詹姆斯·凡·德泽的摄影作品。她没能找到，但还在继续寻找。

她与孩子们的谈话内容，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讨论的重点。毫不夸张地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周，她都是在为孩子们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