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三峡大坝（第2/6页）

这最后的一点对涪陵有着特别的利益关系，因为大型船只无法在所有季节里上到重庆。两城之间有些狭窄的河道，有猜测说，涪陵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码头，为那些大到无法抵达重庆的船只服务。这将是个重大的变化，而涪陵，以及其轻度污染的乌江，此前在四川的交通网络中，只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更重要的，这一新的地位将结束涪陵的孤立状态。当我抵达涪陵时，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直达公路已经开始动工，有人说在2000年会建铁路。对涪陵人民来讲，这是期盼已久的改变；很快，他们的城市将不再是一座被人遗忘的江城，而他们不用再依赖长江的怜悯，不用依赖江上的慢船。

然而，与此同时有另一个明显的问题：你能真的相信长江边的所有人——那些船长，生意人，害怕洪水的农民——不再依赖长江的怜悯了么？或者，随着驯服长江的努力进行，发生灾难的可能会上升，大江还能受到控制么？大坝乃是建设在一个地震发生带上，而关于山体滑坡，造就出巨大浪涛，这不稳定的峡谷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而且长江不单是水而已；它携带的淤泥多过密西西比河千倍。重庆和涪陵这样的城市将它们的生活垃圾排入江中，或多或少未经处理，再加上工厂的污水，这里有猜测说所有这些淤泥和垃圾将在大坝后堆积起来。万吨货轮在四百英里长的沼泽地里可发挥不了什么运输作用。

为了这些那些的原因，长久以来，这项目引发了人们启示录般的灾难预期，在外国和中国专家的眼中都有。他们看见了一个破碎的大坝，一个淤塞的水库；他们警告说升起的江水会带来新的毒污，那些本是留在江的两岸的。水库会淹没13座城市，140个镇，1352个村庄；它会吞没650个工厂，以及139座电厂。在过去上万年里，河谷乃是人类文明的家乡，而所有人类无尽的痕迹，那些倾倒的垃圾，化学废弃品，都将在新的水库中停驻不去。而大江不是什么可以随便修补的小玩意儿——超过3亿5千万人生活在长江流域，超过美国与加拿大的总和，地球上十二分之一的人口。[1]

专家们警告说，水银，铅，以及其他的有毒物质，可能会从被淹没的地区带入到人们的供水系统当中，而且他们担心新的河谷沿岸传染病的爆发：疟疾，细体螺旋体病，日本脑炎。大坝的四万个建筑工人全都是临时工，住在临时的房子里，可能会通过蜂拥而至的性工作者传播淋病。艾滋也可能通过类似渠道传播。而一旦大坝工程结束了，这些工人又会去到哪儿呢？

而那些因水库而迁移的近两百万农民，情形又将如何？政府保证说给予他们土地和工作，大约将要花费工程总投资的三分之一——30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这还是根据保守的预测。但四川东部长久以来都是相当孤立的地区，地方官员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很少。把如此巨额的钱财送到那儿去，引发腐败的几率要远高于有效派发给民众的几率。

这儿有数不尽的坟墓，有数十座古老的寺庙，还有许多类似白鹤梁这样的无价文物。这些又会如何安置？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白鹤梁都将是一处重大的历史纪念物，但在三峡地区，历史太丰富了，涪陵这处雕刻甚至没排上A级受威胁的文物名单。下游有石宝寨，十八世纪所建的，令人瞠目的十二层宝塔，其后，乃是云阳的张飞庙，有1700年历史了。这两处古迹，如若不采取昂贵的保护措施的话，都将要失去。这里还有巴人留下的许多坟墓，他们两千多年前住在涪陵以及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而他们的遗物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对他们的了解很少，而当他们的文物被大水淹没后，什么也不会知道了。

大坝还威胁到野生动物：西伯利亚鹤，中华鲟，短吻鳄，白暨豚，还有172种其他鱼类。承担着中国80%的水路运输，长江的发展已经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江中现有的白暨豚已经不超过100只了。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五种淡水豚品种之一，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它已逐步适应了长江的泥水，到如今，它已几乎是盲了，依赖于高度发达的声波导航系统。但今天江上布满了船只，而其引擎声音逐年越来越响，那些淡水豚，因进化而失聪，为技术而失听，已经越来越难以回避危险，寻找配偶。万吨货轮可能就将是他们的终结。

在中国的领袖们开始考虑大坝项目以来的数十年里，这些观点始终都在被提出。工程首先是在1919年由孙中山提出的，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经严肃考虑过此事。对独裁者来说，这项目里有一种传统的中国魅力，即务实又宏伟——一种将一个穷国现代化的方式，同时聚集起了民族自豪感，一个现代化的基建项目，其规模可比长城与大运河。毛的工程师在1955年完成了一个全面的综合评述，如若不是大跃进与文革的话，工程可能早已启动。

但这儿也总有反对者的声音。即便在1980年代，当邓小平和总理李鹏接近了大坝工程的实际启动前，大坝工程还是当时中国可以公开讨论的少数重大话题之一。批评是被接受的，而批评的声音很是不少；许多专家相信，建设一系列的小水坝，在长江与其支流上，可以实现同样的效益，同时又回避了风险。争论一直持续到1987年，终于，政府厌倦了这种民主形式，开始消音。如果中国的领导想要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它就将建起来，不管什么风险。没有什么困难会被放在心上——什么淤泥，地震，失落的文物，灭绝的生物，失地的农民。专家的意见也被忽视掉，就好象过去那些年里一样：当毛泽东在1950和1960年代鼓励高出生率；当大跃进被启动的时候；当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只需决定，而不是讨论。没有理由因噎废食。

但有些批评的声音不肯自动放弃。戴清，一个中国记者，他是对项目批评最多的一个反对者，在监狱里呆了十个月，在他于1989年出版一本书谴责大坝后。在1992年，李鹏推动人大在项目上做了最后一次投票，它照例通过了。这没什么出奇的——人大无非是橡皮图章的大会而已——但还是有强烈反对的迹象，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弃权或反对票。

中国第一个环保游说团体的形成，就是源于大坝，而即便项目在1993年动工后，还是有小心谨慎的批评意见。在1996年的八月，我到达涪陵的那个月，有一批考古学家与其他教授们公开要求江泽民主席作出努力，来保护那些淹没地区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本来的计划时间开始于1996年，然而什么都还没做，那些请愿者要求20亿资金用于采取种种必要的措施：挖掘文物，迁移庙宇，建立新博物馆。有建议说，用一个堤坝来保护石宝寨的宝塔，一块块地将张飞庙移至高处。天津大学建议修建一个水下的博物馆来安放涪陵的白鹤梁。游客们将从岸边的一条隧道进入博物馆，而新建筑的屋顶将浮出新水库的水面，其形状近似那古老的条状砂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