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逆流而上（第4/11页）
这个想法击中了他：他可以穿越乡村去旅行，为人们做好事。他把他的拖把倒过来，骑在跨下仿佛骑马，然后把一个旧篮子套在头上仿佛头盔。在米粉店的墙上，有张美人照，一个日本小姐穿着背心裙（你可以到涪陵的下城区花五毛钱买到），而莫金钱望着她，欣喜莫名：
“我的杜尔西尼亚！我会四处周游，直到我找到你！”
他把那张画像卷起来，跳去了乡下。不久他就路经了一个田里耕地的农民，由一个名叫罗杰的男孩扮演的。
“桑丘潘萨！”莫金钱叫道“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探险吗？”
但桑丘潘萨继续劳动：“我，我有别的事情要做!”
“啊哈，你很傻！”唐吉珂德道。“过来跟我一起探险。我们会像雷锋一样，跟不公平做斗争，拯救美丽的女人，而我会把你介绍给我的头号姑娘，杜尔西尼亚！来吧，别做个雅虎！”
“你才是雅虎！我太忙了，没空跟你去。”
“那么傻，”唐吉珂德喃喃道。他在那里想了一阵该怎么去打动那个农民。在小说中，唐吉珂德保证说他会给一座小岛让桑丘潘萨管治，而亚当向同学们建议说他们可以用上海南岛，那是中国南部的一个岛屿省份。然而同学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我必须有一个仆人，”莫金钱想道。“如果你跟我来，我会给你...台湾岛！我会让你做台湾岛的总督！”
有了那个承诺，桑丘潘萨抓起一只拖把，两人并驾齐驱，跑动非常合拍，而观众们大笑起来。莫金钱和罗杰都有演戏的天分，而他们之间马上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罗杰天性就是个好朋友，好助手，一个精瘦，大眼的男孩，体重大约不到九十斤，聚精会神听着唐吉珂德的指示。而莫金钱似乎从“大独裁者”那儿学了点功课，大声喊叫着指令，带着一股搞笑的严肃劲。
他们俩携手打遍了四川的乡下，攻击风车，奋战大虫，在乡村旅店里搞出许多麻烦来。在某处，他们停下来，唐吉珂德命令他的仆人谱写一首献给杜尔西尼亚的歌来。桑丘潘萨取过他的吉他，在那张日本美人像下唱道：
杜尔西尼亚！
杜尔西尼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你是多么美丽...
我的岛在哪儿？
我的台湾岛...
这时，他们抵达了重庆，那儿的人们已经听说了他们的故事。重庆市长，由刘易斯扮演的，颁给他们牙刷以示鼓励，偷偷把纸条贴在他们背上，写着“傻瓜，”“雅虎，”还有“牙刷”。英雄们骄傲地把牙刷插在脖子上，唐吉珂德拍着他的胸脯，吼道：
“我把我做的全部好事，都奉献给美丽的杜尔西尼亚！而且我希望每个人都开始学习雷锋做好事！”
这时学生观众们已经乐疯了。即便系里面的老师，坐在前排当评委的，也笑得难以自制；而观众的热情回哺了演员，让他们疯狂地在舞台上从一个历险冲向下一个。毫无疑问，这乃是系里最棒的一个戏——但同样毫无疑问的，这出戏也踩上了政治风险。观众部分的反应像是说：我简直不相信我会听到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有同样的感受，而到了演出的最后，我发觉我在观察张书记。很难说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微笑着，轻轻的，但我可以看出他的大脑在急速转动。而到了最后，只有他那个评委才真正算数。
系里的权威们花了一天时间才做出反应。他们封杀了“唐吉珂德”；另外五出戏被选入了学校礼堂的演出，包括“德塞利的宝宝”。对于这种决定，从来没有申述的机会，而系里头明确指出，这里面有政治因素在。
但出于某些原因，学生们公开显示出了愤怒，他们通常只会安静地抱怨几声。即便那些参与了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学生也悄悄说，他们的戏也是出于政治原因被否决，因为那几个演员也是真实生活中的男女朋友，这违背了学校反对谈恋爱的监管规矩(这也是最被忽略不理的规定)。然而，最强烈的反应，还是来自西班牙语班的同学，他们拒绝接受系里的命令。莫金钱跟系里的政治辅导员发生了冲突，他威胁说如果唐吉珂德被列入黑名单，他也将拒绝出演“德塞利的宝宝”。很快，这就成了个严肃的问题：权威们不想让他们的比赛散架，而他们喜欢凯特卓别林故事中的政治，那是在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
就这样，这冲突跟着五四运动的周年庆祝活动一起发展。在许多方面，我感觉到英文系，作为党组织的代理，活该如此。如果你想要把所有东西都政治化，把每一块的文学与历史都用于服务于自身需要，那么，到了某个点上，它肯定会在你面前爆炸开来。在两年后，我对那数之不尽的周年庆与纪念日已感到恶心了；我对扭曲了的历史也感到疲倦了；我对于我们政治宣传主导的课本也受够了。
但与此同时，亚当感到内疚，而我也有同感，虽说那不是我教的班。无疑，是因为我们的影响，才把学生带入了这场麻烦。如果我们不在这儿的话，他们不会表演“唐吉珂德”与“德塞利的宝宝”（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也肯定不会有个共产党员叫莫金钱。）这件事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部分不同，那些时候我是隔着距离来观察涪陵的。我们对学生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我们总是鼓励他们要思想开放，多提问，藐视权威。我们的有些做法是刻意的——关于罗宾汉的讨论，那些中文的对话——但主要它是跟我们的基本身份意识有关。我们是外国人，在我们的意识中，没有那种声音来警告我什么线被越过了。我们在涪陵住了很久，足以去影响到一些人，但还不足以把那些规则给内化；而这种过渡的状态，就像那一半虚构的五四历史，导向了政治风险。
很明显的，即便同学们是在处理一些通常不会跟笑声联系起来的题材，他们的意图却绝非要颠覆什么。毕竟，莫金钱既是党员也是班长，任何的违规，都只是因为这整出戏是由大家拼成的，没人全程负责。主题的麻烦乃是同时来自于许多方向：亚当提了建议要涉及雷锋，同学们自己想出了台湾的点子，而所有他们喜欢的那些傻词儿，乃是从过去这一年的许多生活背景而来。也许他们犯下的最大错误，乃是过度关注唐吉珂德的精神了。他们想要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小说，把它的滑稽讽刺偏好带到涪陵的生活里来，而且他们也想做到尽可能娱乐，好玩。但滑稽讽刺，以及娱乐，在共产党的体系里，都是有风险的动作，这体系对某种控制欲的依赖，总要把优质喜剧摧毁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