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间人（第4/8页）

过去是未来的指引

有许多巨大的标志牌，上面没有一个字，只写着：

300,000

在纪念馆的主厅里，玻璃柜中陈列着遇难者的骨骸。展厅的另一部分陈列着黑白照片，这里展示了士兵如何极有天分地记录下他最恶劣的时刻。很多日本的军人愚蠢到照下他们恶行的照片，然后把底片送到上海的照相馆冲洗。中国的技术人员把翻晒的照片拿给外国的记者，这是外界最早得知南京大屠杀的确凿证据之一。

我慢慢穿过那个静悄悄的、挂满了照片的展馆。在展厅的一个角落，我发现自己正在凝视的三张系列照片，是一个中国男人被砍头的过程：一个跪着的身影；一把举起的砍刀；一颗头颅在灰尘中滚动，像一个毛茸茸的球。然后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在南京做更多这样的研究了。

我走出展馆，外头是空阔的院子，我坐了下来。我想离开南京了。这时候游览一个陌生的城市，显然不太明智；而写一篇游记是我此刻最不愿意做的事。但是我也害怕坐夜班火车回北京去——不可避免的，那样的旅途将充斥着一通通愤怒的对话。我独自坐在长长的石凳上，试着让自己鼓起勇气，然后走出纪念馆，回到城里去。

在庭院中间，有一群鸽子在太阳底下摇摇摆摆地走着。这些鸽子也属于纪念馆，有一个馆员专门负责饲养它们。这男人竖了个临时的标志牌，一块木板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大字：

请勿捕捉和惊吓鸽子，请勿大声喧哗。

我走过去，读招牌上的字。鸽子的看护人和我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做龚邦兴，今年60岁；他从当地的一家玻璃厂退休后，就干起了这个饲养鸽子的工作。他一个月赚8块多美金。他喜欢说话，而他唯一想说的话题就是鸽子。听到别人说鸟的事情，我还从没有这么开心过。

龚先生告诉我，这些鸽子对纪念馆很重要；因为坦白说来，大屠杀的展览是压抑得令人窒息。

他说，如果其中一只鸽子生病了，会很快转染给其他的鸽子，所以他要用很多时间清理羽毛和鸽子屎。这不是个轻松的活儿，但他喜欢。我问他纪念馆里有多少只鸽子。

“一百多只，”龚先生说：“但确切数目我说不准。我害怕去数清楚——这么做是不吉利的。万一我有天再数，发现数目不对了怎么办？那样我会担心一整天的。”

他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上了他的联系方式，要我如果以后再来南京，就和他联系。他穿着一双很大的黑色橡胶鞋，戴着顶土黄色的帽子。帽子的边缘有一点白色，是鸽子屎。那天，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我提到北约轰炸事件的人。

回到北京是一种解脱。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记者站里积满了报纸。我略过所有关于外国的新闻，只看关于中国报道的标题：

政治宣传——烽火四起的游行抗议凸显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特性

骚动背后：中国人扭曲的世界观

对美国的愤怒在中国各省蔓延：轰炸大使馆事件为紧张气氛火上浇油

记者站也订阅了《中国日报》，这是共产党的英文报纸，我把那些文章也剪了下来：

人民被这样的罪行激怒了

霸权主义注定会失败

调查：大使馆轰炸事件是蓄意而为

每晚7点，我和记者们一起收看中国的新闻。我们也收听国外的广播，不时要检查一下收音机的天线，信息总是断断续续。北约宣称他们原本是要轰炸南斯拉夫军队供给系统的总部，但是他们拿的是一份旧地图，上面标的地点是错的。在游行开始的第一天，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领导人都没有发表公开声明，也没有露面。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和他的职员们一起，被困于北京大使馆内，分吃供给海军的食物；外面的抗议者们不断向大使馆扔石头、砖块和墨水瓶。中国的警察在大使馆门口站成一排，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等待着他们尚不清楚的上级命令。

5月9日，中共的一个高级官员第一次对外发表讲话。这个副总书记级别的人并不为人所熟悉，他的名字叫胡锦涛——黑头发，黑西装，深色的领带，紧张的眼神。此时正是中午：这是一次特别的全国广播。在他短短的讲话里，胡并没有提到关于游行抗议的事情：

“我们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会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考虑好整体局面，有序、守法地进行各种活动。”

那天晚上，人民解放军来到了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外，把这两栋建筑围了起来。很明显，最糟糕的时间已经熬过去了。第二天，克林顿在白宫前面发表电视讲话，第一次用到了“道歉”这个词：

“我已经向江主席、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我认为，区分开一个酿成悲剧的错误和一次蓄意的种族清洗，是非常重要的。”

次日中午，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播放了克林顿道歉的片断。然而当克林顿说完“向中国人民道歉”，后面的就被剪掉了——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种族清洗”的内容。12日，美国大使终于可以走出大使馆。那一天，3名遇难者的骨灰被送回北京。电视新闻从机场开始：庄严肃穆的音乐，一脸悲伤的官员，泪流满面的亲属。中国媒体从愤怒转向了悲伤；最后，这件事终于成为过去。新华社——中国政府的英语新闻机构，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

北京（新华社）——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人马军海（音）今天说，上周五由美国领导的北约所策划的炸弹袭击中丧生的三名中国记者，他们的遗物将由博物馆收藏。

“这些东西确实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它们有着非常大的教育意义。”他说：“……这些遗物包括浸透了血的棉被，书包，钢笔，笔记本，还有录音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翟惠生，今天给我看了他那两名丧生同事的书包。那书包仍然散发出强烈的火药味道。”

我不喜欢离开记者站回家去。每天晚上，我都尽量在记者站里拖延时间，尝试找到一种分散精力的途径——再看一个新闻节目，再读一个新闻故事。但事实摆在那儿：对于这份500美元一个月的工作，我只能花掉有限的时间。而我那200美元一个月的公寓房间，同样有它的限制：没有电视，没有空调。那个厨房小得用不了；我又没有从美国带什么书来。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必须要在户外呆很长时间。

吃饭是其中最难受的一件事。在中国，过去我总是喜欢到便宜餐馆去，那儿有种亲切感；我也喜欢泡在面店和茶馆里，这是我学习中文的一种途径。但是我现在学会了一种新的肢体语言：我总是低着头，摆出一副笑脸，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很友好。所有人跟我说话，我都点头；即使是最莫名其妙的话我也一样。有时，人们会说到台湾问题，他们也念念不忘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还有各种外国势力过去如何侵犯中国。有些中国人对我说，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因而它也缺乏道德基础。每当有人问我国籍时，我都诚实地回答他们——我打算在这儿住下去，任何的谎话都可能给以后带来麻烦。